歐洲研討會和會議 雷射原子探針的構想 雷射原子探針的發展
諾貝爾研討會 蘇聯的訪問 日本的訪問 中國的訪問 與波蘭科學家的情誼
1966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應論文指導教授Erwin W. Müller的邀請繼續留在系裡服務。他是場離子顯微鏡（Field Ion Microscope，簡稱FIM）的發明人，FIM是科學史上首次達到原子解析度的顯微鏡。FIM的發明是科學史的重要里程碑，2000年美國物理學會為慶祝成立一百週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物理」一書也介紹到此發明，並與DNA雙螺旋模型並排同頁。我在賓州大多年的研究大部分與FIM有關，是國際上活躍於FIM研究的專家之一。Müller教授在賓州大建立了世界聞名的場發射實驗室，1977年他去世後實驗室就由我主持。
1977年至1982年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活躍且忙碌的時期。這著名的賓州大實驗室的運作由我負責，研究工作也有些突破，不但發現一些新物理現象，發展出新儀器，時有新題目論文發表，研究成果累積得還算豐碩，這些成果也開始受到世界材料物理和表面科學界的注意和引用。因此相繼接到外國著名大學和科學院的邀請前往訪問和演講，這些訪問大開眼界，使我的研究工作更趨成熟。正當我的研究工作開始受到注意時，1982年瑞士蘇黎世IBM實驗室成功的發展出同樣具有原子解析度，但更有功力(powerful)的掃瞄隧道顯微鏡（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簡稱STM），幾年內表面物理的一些難題迎刃而解，振奮科學界。顯微鏡術首次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應得的重視，Müller已於1977年去世，成功發展出STM的科學家中兩人，Binnig和Rhorer，與電子顯微鏡發明人之一的Rusker，於1986年同獲諾貝爾物理獎。STM的確是非常有用的新顯微鏡，科學家的注意力轉向它是很自然的事，利用發展已有三四十年歷史的場離子顯微鏡的研究工作一下子被冷落。十幾年後科學家對STM的熱誠轉得更現實，再度發現不同技術各有特色，在某些專題研究上FIM仍然有其地位，且我很多利用FIM的研究方法，開始直接被採用於STM的研究上。我研究團隊也開始從事STM的研究工作，以往的研究成果才又受到注意，不過職業生涯也已過了頂峰，離退休年齡不遠。科學家名聲起落常會受到個人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左右，其實一個人應該虛懷若谷，不要受虛榮心的誘惑，全力追求實質的貢獻而非虛名。後浪推前浪，年輕人可學習前人但不要戀棧過去，勇敢探索新世界，開創新領域，創造新知識，對自然運行法則的瞭解才會日趨博大精深，這就是科學研究真正的目的，也是科學家所該擁抱的態度。▲
歐洲研討會和會議：1977年7月底，我應邀在牛津大學金屬學系主辦的「第二十四屆國際場發射研討會」給開場的主要邀請演講。參與該研討會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場發射專家學者和研究生共有兩百多人，比往年在美國召開的場發射研討會人數多出兩倍左右。大家擠在有兩三百年歷史，古色古香的講堂內聆聽這位看來年輕，在台灣出生的科學家，討論他兩三年來利用場離子顯微鏡在原子動態學上的研究和新發現，和利用原子探針逐層分析合金表面原子層的成分，同時探討成分與表面層深度的關係，這些研究不只需要高度的實驗技巧，也都具有新穎的構思。演講後討論熱烈，我的名字開始與導師的名字並提，受到從未經驗過的尊重，但也感到肩上重壓著的一塊無形的石頭。
這是我晉升正教授的第二年，我論
一般人以為學者，尤其科學家，是清高、淡薄名利的異類，以為他們只要對學術有所貢獻就會沾沾自喜，不在乎功名，不在乎財富，其實不盡然。科學家平時拼命工作，希望在專業有重大或驚人的發現和突破，會創造出世界通用的科學新知識而青史留名。不同於政治人物的是，絕大多數科學家不會作假，不會用欺騙手段來爭取選票，也不太會權謀，科學家倒是更像影藝人員或藝術家，不同的是科學家作秀的對象是同樣受過高深訓練的國際同儕，人數遠比一般影藝秀或藝術展覽的聽觀眾小很多，但是要成名，除了需有驚人的新發現或有創意的成果外，也和演藝人員一樣要懂得經營。一般科學家的秀場就是研討會，只要在研討會上受到同儕熱烈的反應和讚賞，再靠點兒運氣和經營技巧，功利也會隨著名聲而來，不善於經營的人可就要吃虧了，如果說和其他行業的人有點不同，那就是科學家更重視受到尊重，少重視財富，真正清高者有，但少之又少。這種少數人，一生為解決某些問題不屈不撓，勇往直前，成功了能否受到尊重也無法預料，但就是鞠躬盡瘁也在所不辭，這種人「大好大敗」，比爾蓋之Bill Gates就是「大好」的代表，在他的情況商業策略才是成功的關鍵，遠比創意來得重要。多數人屬於後者，這些「大敗」者只有少數同儕認識他們，平時得忍受同儕的冷嘲熱諷，一般群眾當然不會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大多一生潦倒，默默而終。少數幸運者，一旦成名，響徹雲霄，Band Wagon Effect，國內外榮譽會連鎖反應似的接踵而至，但那是何其幸運的少數。▲
雷射原子探針的構想：1970年後期，表面科學界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是要怎樣分析半導體表面層的化學成分。當時凝聚態科學界受貝爾和IBM實驗室科學家的影響很深，這兩個實驗室的凝聚態科學研究人員數目，佔全美該領域研究人員的三分之一上下，他們比起大學教授有更豐富的資源。對私立公司而言，研究人員薪資遠比儀器昂貴，沒有節省儀器費用的必要，所以他們要什麼就有什麼，用的都是市場上找得到的最貴最先進的儀器，技術支援也遠比大學優越。大學教授精力用在研究上，用教學做領取薪資的藉口，但這藉口在爭取儀器上使不上力，只好以最低資源自己開發製造所需儀器。表面科學是這兩個工業界實驗室的重點研究方向，在表面科學研究上，他們幾乎可以點石成金，只要他們有興趣的題目，很快就成為大家所競相追逐的目標。這些依靠半導體起家的通訊和電腦公司，對半導體研究特別有興趣，半導體純度高時，在室溫的電導性非常的低，所以沒有實用價值，為了減低電阻或增加電導性，半導體內必須摻進少量雜質，雜質又有p-型和n-型之分，樣品經過熱處理後，這些雜質原子會擴散和聚集於近表面層（表面偏析現象），也因此半導體近表面層的化學成分分析是當時重要研究課題之一。1976年底，我第一次成功的利用導師所發明的原子探針顯微鏡，來逐層分析合金表面原子層的化學成分，如果同樣的分析方法也可應用在半導體表面分析上，那將是表面科學技術的一項重大突破。當然，我既然已經想到逐層分析固體表面的方法，並且已經成功的應用在合金表面層分析上，同樣方法不是很容易的可直接應用到半導體表面嗎？在科學有時一個看來十分簡單的問題，卻花上科學家二三十年的努力還無法成功，這正是個例子。大家很快發覺，在原子探針原子層是利用奈秒電壓脈衝來逐層場蒸發，再利用離子飛行時間質譜儀一個原子一個原子來鑑定其化學元素。半導體電阻太大，奈秒電壓脈衝無法傳導到樣品針端，也就無法場蒸發樣品表面層供作分析用。另一個困難是半導體表面原子會毫無次序的場蒸發，以致於無法逐層分析，所以除了金屬材料外，原子探針可以說完全派不上用場。1978年夏天場發射年會中，最受到重視的議題就是如何解決這個實驗上的困難。
最簡單，但也是最笨拙的方法是把電壓脈衝從奈秒寬度提高到微秒。這正是一位美國國家標準局
(NBS，NIST的前身)資深科學家（也是我導師的學生，他早我六七年畢業）的作法，這位先生的實驗證實，只要樣品摻雜夠量的雜質，電阻不太大，半導體真的可以用微秒電壓脈衝來場蒸發。問題是用寬的電壓脈衝，總共只有數微秒飛行時間的測定就變得毫無準確性可言，質譜儀解析度壞得再也無法分辨出不同元素。況且這方法只能用於不切實際、電導性超高的樣品，因此辛苦了一番，還是沒有解決半導體表面化學分析的問題，這是得不償失的方法。在討論如何改進時，我提出一個嶄新的構想，半導體應該可利用奈秒雷射脈衝來激發光電導，使樣品導電而且使樣品溫度受到瞬間的提升，表面層原子便可在奈秒內被場蒸發，而質譜儀也會仍有足夠的元素分辨率，問題便可解決。一般參加研討會的科學家無非是些湊熱鬧的庸俗之輩，對新提議不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就是談不上自己的看法，但那位猶太資深科學家認為要把雷射光聚焦在只有幾個奈米大小的原子探針樣品上，比在海底撈針更難，堅持我的提議毫無價值。我雖然極力辯解，還是無法說服這位固執的資深科學家。聽眾在他堅持反對下，逐漸相信這個人的論點，也因此回校後向美國科學基金會（NSF）申請研究經費來發展新雷射原子探針並沒有獲得資助。在競爭激烈的美國申請研究經費，成功與否往往取決於
雷射原子探針的發展：1979夏天可算是我職業生涯最忙碌，也是收穫最豐富的一個夏天。年初再度嘗試申請經費來發展雷射原子探針仍然落空，眼見我的新構思即將泡湯，急著和服務於新墨西哥「山第亞國家實驗室」我的前研究生Kellogg博士聯絡，希望他安排我暑假到他們實驗室訪問，也請Kellogg找一台雷射來共同發展新雷射原子探針。Kellogg 在1976年從賓州州立大學畢業後，到山第亞表面科學實驗室工作，成績平平，上司對他還抱著觀望的態度，他自然感受到不小壓力。正不知如何是好時，獲知老師有意前來訪問並想發展新儀器當然很高興，馬上到處尋找，借用他人暫時不用的雷射。該實驗室是美國政府為了支援發展核子彈而設的國家實驗室，資源豐富，到處是被丟棄放在牆角的雷射，所以Kellogg很快借到一台，訪問事也就此定下來。我本來計畫六至八三個月訪問山第亞實驗室，但該年我又接到蘇聯科學院的邀請訪問他們一個多月，也同時接到瑞典諾貝爾基金會主辦的「諾貝爾直接觀察分子和晶體中的原子研討會」的邀請參加他們為期一週的會議，我只好要求把山第亞訪問縮短為兩個月，而蘇聯訪問則縮短為十八天。
山第亞國家實驗室是美國國防機密重地，每個人都要佩帶安全卡才能自由進出實驗室。 一生和國防機密研究沒有扯上任何關係的我，這次訪問時間特別匆促，來不及申請安全檢查，因此在山第亞兩個月中，我不能有一分鐘離開Kellogg的視線，就是上廁所，也必須有人在外面監視。我們很快發現他借來的早期製造出來的藍寶石雷射，脈衝能量太大也太不穩定，很容易意外的把樣品燒毀，實驗進行了兩個禮拜，還無法看出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時間過得出奇的快，眼見實驗即將失敗，我們急著決定另找雷射。幸運的很快又借到一台最便宜也最簡單的氮氣雷射，這台雷射比較穩定，能量也比較適中，實驗沒幾天就成功了。由於我一分鐘也不能離開Kellogg，我們可以說合作無間，也因此才能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把別人認為是海底撈針的困難實驗做出來，還有充裕的時間收集到不少數據寫一篇夠分量的好論文。在那兩個月內，我們不只在實驗室成功的發展出第一台雷射原子探針，我和家人每個週末也會到附近印地安人的村莊和舊廢墟遊覽觀光。在短短的幾個週末內，我們幾乎走遍了一兩百英里內所有的主要印地安村莊和廢墟，看到不少印地安人的習俗和他們具有獨特風格的藝術品，學了一點古時印地安人動盪不定的生活方式和殞落的歷史。一個人到了新地方，總會在有意無意間學到不少新事物，這就是文化的交流會促進文明進步的原因，也是為什麼歐亞兩洲是地球上文明發展最早的區域。歐洲人一提起成吉思汗就會想到令他們恐懼的「黃禍」，其實所謂黃禍，就像絲路，不只促進了歐亞的商業往來，對兩大洲文化交流和文明的進步所做的貢獻更是久遠而重要，歐亞因為陸地橫跨兩大洲，文化和商業交流容易，才能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地區，比較起來，孤立的太平洋島嶼，文明的發展就遠遠落後。▲
諾貝爾研討會：諾貝爾基金會每年除了舉辦隆重的典禮頒發崇高的諾貝爾獎外，每年也資助舉辦少數科學研討會，稱之為「諾貝爾研討會」。 1979 年八月初，一個研討會的主題為「分子和晶體內原子的直接觀察」，在 Stockholm 郊外一小島上IBM公司員工訓練和度假館舉行。約一年前我就接到了主持人Stockholm大學的Kihlborg教授的邀請在此研討會演講，在邀請信上主持人鄭重的聲明所有費用均將由諾貝爾基金會支付。那時我從未聽過何謂諾貝爾研討會，但是掛上諾貝爾的名字總是給人一種崇高的感覺，當然很欣慰的接受了他們的邀請。夏天山第亞國家實驗室的訪問提早結束，馬上趕回賓州州立大學準備前往瑞典事宜，演講對我來說已經司空見慣，不需多少時間準備，但主持人也要求每人撰寫一篇論文，發表在瑞典物理學刊的諾貝爾研討會論文專集內。我只好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內趕完一篇回顧性論文，不只如此，當時還不好意思麻煩學生，自己親自到暗室沖洗需要的場離子顯微鏡照片。趕完論文已經是上機時刻，坐的是一生從未有機會享受的頭等艙（記得當時仍未有商務艙和頭等艙之分，即使有，也不是當時的我所能區分的），下機有人接機，給人一種受到尊重的感覺。
依照安排先在Stockholm過一夜後再乘船到Lilingo島，到達會場才知道它是一個精選的小研討會，應邀人數總共只有二十多人，內有化學家，材料學家，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來自世界各國，美國有芝加哥大學的Crewe教授、Arizona州立大學的Cowley教授和研究員Iijima（日裔）博士、和我一共四人。英國人數最多，接近十人，主要來自牛津和劍橋大學，和數位來自日本和歐洲的電子顯微鏡專家。除了我一個人外，所有參與人員不是電子顯微學家就是利用電子顯微鏡的科學家。這是我第一次全程參加以電子顯微鏡為主題的研討會，在小島上四天專心聆聽世界上最優秀的顯微學專家討論他們尖端研究的成果，學到不少沒有參加此會恐怕一生都學不到的東西。在此會中我討論利用場離子顯微鏡和原子探針在表面物理上的研究，基本上和兩年前在牛津研討會上演講的材料大同小異，但是包括了剛在山第亞實驗室完成的嶄新的、未發表的雷射原子探針的發展和研究成果，大家對我的研究和演講印象深刻，也認為這些的研究成果才真正符合得上此研討會的名稱。
在此研討會中有幾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值得在此一提。一件是我被Iijima（井島）博士的工作受吸引，他和我算是會中比較年輕的科學家，他的研究和一般電子顯微鏡專家的風格很不相同，其他人總是秀很多非常漂亮的奈米尺寸晶體或分子的影像，這些影像顯示出原子在晶體或大分子內很有規則的排列，但影像中所謂的一個原子其實是和照片垂直的一鏈原子的影像，並非真正是一個原子。反之Iijima秀一片片的石墨，秀他如何準確的測量片與片之間的距離和每片原子排列的模型，也就是說他是在參加人員中唯一利用電子顯微鏡做定量結構分析的人。二十一年後在1990年，當碳- 60原子團被Kroto等人發現後，他趁他對單原子厚度石墨片專業知識的優勢，很快的在日本NEC實驗室發現以石墨片捲成的碳奈米管。成功的實驗科學家往往都有他獨特的技術專長，時機一到能夠發揮他的長才時也正是他成名之時。1992年他第一次在美國發表這項新發現時，我剛好也在同一研討會上又與他見面，憶起諾貝爾研討會往事，又和他建立了不淺的職業情誼。碳奈米管現在是被公認為最有應用前景的奈米材料，有可能被應用於下一代電子原件中，也許只會落空，但這項發現使他揚名世界材料和奈米科學界。根據最新考證，早在1970年代已經有美國材料科學家報導碳奈米管的製造方法和尺寸的初步研究成果，論文發表在非常專業的雜誌上，當時奈米科學仍未被重視，這些論文並沒有引起多少人興趣，當然Iijima也未預先知道這些初期的研究工作。另外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有一位生物學家，Klug在會中一再地和別人爭吵，堅持要瞭解生物分子結構最好的方法是把分子材料先設法加以結晶，再從這晶體的X-光繞射斑點來分析這些大分子中的原子排列，電子顯微鏡影像只能供作參考之用而已。當時我覺得X-光繞射法不能真正觀察到單分子的原子結構，分子在結晶中的結構不一定和自由自在時的單一分子完全一樣，所以不太認同他這種看法。我也不認同過於喜歡爭吵的人，但數年後在所有的參與人員中卻只有這位喜愛爭吵的劍橋生物學家榮獲生物學的諾貝爾獎。在此研討會中，我是唯一的場離子顯微鏡專家，也是唯一能經常直接觀察到單原子的人，不只如此，還可以直接觀察這些原子的動態，亦即擴散運動，並鑑定其化學元素，因而在此研討會，處處受到禮遇，宴會在主桌上與主持人對座不說，論文也被排為研討會論文專集的首篇。但是二十年後，有幾位參與人員名聲都已如日中天，享譽全球，而我的研究工作反而逐漸被淡忘，這恐怕不是當時的我和其他參與人員所能預料得到的。話說回來，會中多數世界最著名大學的名科學家已經相繼退休，之後他們也已默默無聞了。一般科學家退休後很快的會被忘得一乾二淨，年輕一輩不認識他們，如果他們的論文偶而還能被引用就算是幸運的了，只有少數中之極少數有崇高成就的，與愛因斯坦或楊振寧有類似成就的科學家，才有機會繼續被尊重並名留青史。▲
蘇聯的訪問：1978年秋天，驚喜的接到蘇聯科學院院長的邀請函，邀請我到列寧格勒、基輔、莫斯科和西伯利亞科學城訪問一個多月，他們負責國內的招待和費用，信一封以俄文寫，另一封為英譯。當時美蘇開始試辦文化和科學交流，應邀科學家人數仍然寥寥無幾，自己能這麼早就被選上，顯示他們對我的研究工作的重視，欣喜的接受了他們的邀請。諾貝爾研討會一結束，我立即趕往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過一夜轉機赴列寧格勒（今日的聖彼得堡）。訪問的第一站是伊歐菲A. F. Ioffe 研究所，它是蘇聯應用物理方面最享盛名的研究機構。接待主人，Shrednik，是曾獲列寧獎的場發射專家，在數年前接待過我的導師，賓州大教授Müller，如今又能接待賓州大Müller建立的場發射實驗室新主持人，顯得特別的高興。我被安排住在Moscova飯店，是一家四星級的新觀光飯店，在當時的蘇聯算是對科學家的禮遇。在此停留八天後飛往基輔，Kiev，停留五天再坐夜車轉往莫斯科。在基輔訪問了蘇聯科學院烏克蘭分院物理研究所，由蘇聯著名表面物理學家Naumovets（他現為烏克蘭科學院院士並任該院秘書長）接待，住在市中心Müller訪問時住過的同一飯店，在莫斯科則由經常訪問哈佛大學的著名晶體學家Chernov接待，住在蘇聯科學院的外賓招待所。每訪問一個地方，科學院總是安排給一至兩次演講，一天或半天的實驗室參觀，其餘的時間則派有專人陪伴到處遊覽，這種安排一方面是感謝訪客的遠來，一方面也是文化交流的活動。
在列寧格勒停留時間最久，也玩得最盡興，真正到研究所參觀和演講只有三天，其餘的時間由科學院安排好遊覽列寧格勒和附近的名勝古蹟和著名宮殿。在Ioffe Institute給了兩場演講，那時蘇聯控制整個東方世界，俄語在鐵幕集團內到處通用，所以無需學英語，蘇聯科學家英語程度普遍不高，演講需有人翻譯，進度慢得不甚習慣，但還是很成功，聽眾對我演講的印象和牛津研討會沒有兩樣，在烏克蘭和莫斯科亦是如此。但有兩三次，在演講完的聽眾發問，問題不十分客氣，有位專程從西伯利亞科學城趕來的聽眾，指責我為什麼在和導師共著的專書裡，從不引用他們的論文。問清楚才知道他的工作是計算機FIM影像模擬，和十幾年前西方科學家的研究工作一模一樣，沒有任何新觀念或新發現，我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們怎麼會引用那種無新意又已經落了伍的文章。參觀實驗室得到的印象，不管是Ioffe Institute、物理所或晶體學研究所，大致相同，當時蘇聯科研制度和美國完全不一樣，美國研究工作主要由大學來推動，大學基本上負責研究和培育不同階層的科學研發人才，國家實驗室只負責與國防有關的研發工作。蘇聯科學研發和研發人才的培育則都由科學院負責，大學主要任務只在教育學生。美國一般研究用儀表和儀器零件組件均由廠商製造提供，研究所負責開發尖端和大型研究儀器，有時也會請廠商加入儀器的設計和製造。蘇聯上至先端儀器，下至電壓、電流儀表全部由研究所自己負責製造，他們沒有私人企業加入研發工作。所以蘇聯實驗室的儀器看來比起美國實驗室的要粗糙得多，研究所人員眾多但效率低。最大的不同在於蘇聯未開放前，過分注重保密工作，科學知識和觀念的交換受到層層的隔閡和阻礙，研發工作溝通不良，進步要緩慢得多。他們雖然在極少數與國防工業有關的研發工作上稍許領先西方，一般說來和歐美科研水準相差甚遠。不過在訪問參觀行程中，我也看到一些極有創意的研究工作，他們用看來很原始簡單的儀器，卻能做出和西方科學家沒什麼兩樣的研究成果。
1979年蘇聯尚未解體，表面上看來國勢十分驚人，軍備競賽自從史達林逝世，赫魯雪夫下台後漸漸趨緩，理應有更多的人力、財力發展民生經濟，但根據西方的宣傳，蘇聯正遭遇到空前的經濟困境。到了列寧格勒，我發現這個城市整理得遠比美國都市秀麗乾淨，是個既古典又摩登的世界上最漂亮的都市之一，看不出有任何經濟困境的跡象。除了已安排好的節目外，我也找一點空閒自己隨便走走看看，發覺食品店架子上空空的沒有多少食物，有食物的店鋪總是排一長列搶購的人。很多西方觀察家以此證明蘇聯經濟隨時會崩潰，但是我發覺他們平均說來臉色紅潤，並沒有飢餓或營養不良的模樣，反而到處是胖子。當然美國營養學家一再地告訴我們，胖不一定代表有足夠的營養，很多人只是犯了胖病。這些「學者」從來沒有經驗過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和戰後初期的情況，更沒機會親自看到非洲和大陸或印度鬧飢荒時的慘狀，在那種地方要找一個胖子簡直比登天還難。不進食物還能長胖，無中生有，和隔空抓藥一樣，不是都違反了物質不滅定律嗎？這些營養專家因未曾見過貧窮國家的人民而欠缺普世的關懷，他們實在不知道什麼才真叫飢餓，什麼才是真的營養不良，他們有的是專業的知識，缺乏的是普世的博愛心。
蘇聯人當時穿著樸素，舊而不破，尤其是港口的列寧格勒，年輕女人服飾還相當摩登，只是料子稍「差」顏色稍「土」而已，惟所謂的「差和土」也可能只是材質和品味的不同。到Kiev時發現那裡到處是農產品，到了莫斯科食物和民生用品都不算缺乏，只是質料不甚好，因此我判斷那時蘇聯並沒像西方媒體所報導欠缺食物或鬧飢荒，而是黑市猖獗，大部分農產品除了政府配給的一小部分外，大部份來自黑市交易。蘇聯的問題可能不在於缺乏民生用品，而在於運輸和分佈，民眾還得偷偷的靠古老的私人買賣維生，很明顯的共產制度效率不彰，也看得出共產制度瓦解的症候。他們極端缺少外匯，人總是羨慕得不到和稀有的東西，把它們視為珍貴，所以當時的蘇聯人非常崇拜西方貨色，西方貨只能在特別商店才買得到，而且必需使用外幣。在莫斯科時，一個年輕的男性導遊還大膽的向我要求買兩三包洋煙送他，他願以一副畫像交換。大陸開放初期就是學蘇聯的作法，一般人要享受舶來品必須用外幣到友誼商店購買，外幣哪兒來政府不管，那時一般人能喝到一瓶可口可樂就高興得不得了，好像喝可口可樂就是人生一大快事，人生一大享受，也許有人會以為這是知足的人生，其實他們高興的是他們有辦法拿到外幣，能享受到別人無法享受的舶來品，是身份和派頭，不是味道。
他們安排我遊覽了不少地方，尤其在列寧格勒時有位年輕貌美的私人導遊以專車接送，使旅行增添了不少愉快的回憶，或許因此我才覺得這個都市是世界上最美的大都市也未可知，人受到尊重時的心情是美好的，對周遭的感覺自然不同。時間已經隔了太久，無法記得所有參觀過的景點和細節，大家不難猜到的是有很多景點是像列寧紀念館之類的和蘇聯革命有關的歷史博物館，對我來說興趣不太大，時間一久也就全忘光了。不過皇宮廣場、沙皇的冬宮和在郊外彼得堡的沙皇的夏宮，還有那列寧格勒民眾抵抗德軍包圍和轟炸而犧牲的萬人塚令人印象深刻。站在皇宮廣場中心，被半圓形的宮殿所包圍，我彷彿體驗到了坐在馬背上的彼得大帝和沙皇閱軍的威嚴，但不幾何時，因被剝削的苦難民眾群起反叛，以雙手、石頭和棍棒，擊潰裝備齊全的沙皇軍隊，推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並在逃亡西伯利亞途中囚禁樓房地下室，無一倖免的，殘忍的槍殺無辜的沙皇家族，令人噓唏。我們只能希望這種人類的愚蠢與殘忍不會被輕易忘記，問題是每個人都曾經學過無數歷史悲劇，人類似乎還沒有足夠的智慧從這些悲劇學到教訓，學會相互容忍、瞭解與關懷並和平相處。
富麗堂皇的冬宮早被改做美術館，展覽沙皇收藏的可能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法國印象派和其他歐洲著名畫家的作品，不少油畫早在畫冊上看過，但當看到原作時，印象之深刻不可同日而語。我想如果沒有不顧人民死活，生活糜爛腐敗，但酷愛藝術的沙皇，這些無價之寶能否聚集一堂，供百世民眾欣賞也未可知。善惡難於判斷，有時惡有善終，善有惡報，是非善惡只能由時間歷史來判斷。冬宮美術館藏品太多，不是
沙皇的夏宮位於離列寧格勒有一段距離的彼得堡，我們到達時已經是十點左右，天氣晴朗，溫度逐漸上升，宮內擠滿了觀光客，在人擠人的情況下，我無心欣賞這豪華秀麗的皇宮。
對庭院花園內到處都是大理石的人像雕刻記憶最深，有些雕塑鑲上金箔，在初夏的豔陽照耀下閃爍著刺眼的金黃。大家爭先恐後的找位置照相，我們也合照了
列寧格勒的萬人塚則由主人S攜帶參觀，他用不太流暢的英語，戚然的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格勒的民眾如何英勇的抵抗德軍的攻擊、轟炸和重重的包圍，人民如何受苦，如何忍受飢餓、寒冷和疾病，在兩三年（1941至1944）的圍堵下，全市的人民戰死的戰死，餓死的餓死，病死的病死，兩百萬人口減少了八十萬，其中平民佔了七十五萬，但列寧格勒市民始終沒有屈服於暴力，另外為了解救他們而犧牲了七十萬左右的俄國軍隊，萬人塚正是為了紀念這些人而建，是他們英勇事蹟的見證。S的描述是那麼動人，我情不自禁的淚水盈框，一二十分鐘無法停止，我當然是為了那些犧牲者流淚，更是為了人性的殘忍、無知和人類的歷史悲劇流淚。令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自稱為最高等、有高度文明的動物，人，會做出連低等動物都不會做的殘忍行為，一般動物為了生與存，會為爭奪食物或異性相互廝殺，但他們不會集體的互相殘殺。為了什麼，為了人民的福祉或群體的利益？都不是吧，只不過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權力慾和領袖慾，美其名曰使命感和為理念而戰，如此而已。而那些無謂犧牲了生命的勇士們，他們生時沒沒無名，所創造的豐功偉業，在史頁上也只會被輕描淡寫的帶過，除了提供歷史學家捉摸不定的研究題材，給他們有成名的機會外，不久即將被大眾忘得一乾二淨，這種犧牲有何價值。不知現在聖彼得堡年輕的搖滾樂一代，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父老為了保衛這個美麗的，由彼得大帝策劃興建的蘇俄最大的歐式都市，曾經忍受過飢寒和疾病，流過成河的血，最後奉獻了他們寶貴的生命，如果沒有他們奮勇的保衛，整個聖彼得堡或許已經成為廢墟也未可知。話說回來，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摧毀的柏林，五六十年後的今天還是回復了它原有的容貌和繁華，多數市民內心還多學會了一點種族的謙虛、容忍和尊重。過分的祖先崇拜只會養成子孫的傲慢和種族的自大，小則會加速家庭的沒落、大則會導致種族的衰落，甚至於國家的滅亡。俗語說富貴不出三代正是這道理，淡化祖先的英勇事蹟和崇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怕的是因遺忘了歷史教訓，而失去人際與國際關係裡應有的警覺心。
在列寧格勒另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她帶的一個景點是蘇聯音樂家祡可夫斯基墓碑所在的公共墓園，他的墓碑從沈溺於祖先崇拜的華人看來是十分的寒酸。在那裡我彷彿聽到了這位偉大音樂家，為人類的愚蠢悲劇而悲痛的聲音，耳際繚繞著他第六交響樂中，一再重複的悲傷而無可奈何的旋律，好像他早就預見了革命、內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人民即將遭遇的悲慘命運。墓園的角落有塊小小的墓碑，她說最近考古發現那是蘇聯十九世紀著名芭蕾舞舞導，Petipa，的埋葬地。Petipa本是法國人，受沙皇重用，成為早期蘇俄皇家芭蕾舞團影響力最大的舞導，以創造古典芭雷舞步著名，舞導過天鵝湖、睡美人、吉雪兒（Giselle）等。內人和我本來就喜愛芭蕾舞，在此聽到他的名字倍感親切，只是那小小一塊墓碑還不如台灣埋葬一個早夭的嬰孩來得隆重。天才兒童音樂家莫沙特命運更慘，生時獻給世人天堂之音，死後和無家可歸者的屍體一起被丟進土坑中，沒人知道被埋在哪裡，也不知有沒墓碑，人死了果真有靈魂，這些人的靈魂更能自由的遨翔，更容易升上天堂。我早就唸到列寧格勒是蘇聯現代芭蕾舞的發源地，也因看到Petipa的墓碑，特別要求她帶我到早期皇家芭蕾舞學校和基洛夫(kirov)芭蕾舞團所在的瑪林司基戲院 (Mariinsky Theater) 看看。學校和舞團曾訓練出二十世紀初最有名的芭蕾舞星：喜歡自組一隊到世界各地演出的安娜•芭夫羅娃 (Anna Pavlova)，和受到獨斷的藝術總監Impresario，Diaghilev，所控制的，有同性戀傾向的尼津斯基 (Nijinsky)。前者離開蘇聯後定居英國，屢次周遊世界，以表演「垂死的天鵝」 Dying Swan揚名世界，而後者則因瘋狂被送進精神病院後從芭雷舞界消失。後來蘇聯有名和賣座的芭蕾舞星，相繼轉到首都莫斯科的波修瓦戲院 (Bolshoi Theater)，這個戲院的名聲大噪，知道基洛夫芭蕾舞團的外國人也相對減少。西方世界當時風靡於蘇聯的芭蕾舞和音樂，一到夏天蘇聯所有著名的舞團和樂隊全部出國表演賺外匯去了，從遠處趕來蘇聯觀光的客人，反而享受不到他們的第一流舞蹈和音樂。我也不例外，只在馬林斯基戲院外面照一張像而已，到莫斯科時也沒兩樣，像一般觀光客照一張波修瓦戲院的外觀，以證明「來此一遊」而滿足。
在烏克蘭的基輔，我多半時間也是花在遊覽觀光上，烏克蘭科學院沒有派職業導遊，而由物理研究所研究員Naumovets（後來成為烏克蘭科學院秘書長）接待。這裡沒什麼宮殿或著名的博物館，倒是看了民俗村和一個令人寒心的教堂。這裡的民俗村和世界到處有的民俗村其實沒什麼兩樣，總是早期的房子，家具，衣服，農具和日常生活的展示，也都有所謂的世界上最古老，保存得最完整的有近千年歷史的木造房子，只是沒有人會告訴你其間有沒有遭遇到火災，有沒有翻修過，所以這些房子並不特別值得提起。值得提起的是令人心寒的一個教堂，一千年前左右吧，成千成萬的苦行教僧侶和信徒，相信人生存在這世上必須受苦，來生才能享受天堂之樂。這些信徒苦行的方法不是日夜行走，而是日夜居住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坑洞中念經超渡，他們挖掘深達幾百尺的狹窄坑洞，不管老少一生都生活在那種又黑暗又擁擠的地坑中。在那種環境下生活，人會發展出非常強的免疫力，但到底他們如何維持最起碼的衛生條件來避免傳染病，必定是一門值得研究的學問，不是我們
從基輔到莫斯科，坐的是夜車，頭等艙內床鋪乾淨，一覺醒來剛好抵達莫斯科。科學院派來接待的是一個有點吊兒郎當，煙抽不斷的年輕人，住宿則安排在科學院的招待所，它位於離克里姆林宮不算太遠的河旁一棟十幾層高的大樓。第二天早上，不知道該到哪裡用餐，在招待所內找人問，似乎沒有一個人聽懂英語，或許是大都市人比較冷漠，不那麼親切，懂也裝不懂，沒人理你，他們倒是懂一點法語和德語，大概是拿破崙和納粹佔領時留下的一點傷痕吧，後來蘇聯瓦解開始國際化時，這些傷痕反而派上了用場，多少加速了他們與外國人的溝通。到外面找附近有沒有餐館時，碰到幾年前以超導性理論BCS Theory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Schrieffer
1980年世運會由蘇聯主辦，在莫斯科舉行。1979年夏天到達莫斯科時所有好玩的觀光景點都正在翻新整修，大凡美術館、博物館、甚至於公園，幾乎沒有一處是開放的，也因此我只看了莫斯科大學，克里姆林宮，和太空展覽館等等。莫斯科大學主樓有四十層高，自跨為是世界最高學府，美國匹兹堡大學和莫斯科大學很相像，本來只有一棟高樓大廈，接近四十層，只稍為低一點而已。當然一般美國人具有「德州心態」Texas Mentality，不管什麼都要是世界之最，最好、最高、最快、最大、最壞•• 只要是「最」就是好的，因此後來他們又在頂樓新建了天線，從此他們便能自跨為是「世界的最高學府」了。那時蘇聯大學只有少數實驗室，教授的研究工作多半到科學院或國家實驗室進行，蘇聯科學研究主要由科學院負責，所以科學院沒有安排我參觀大學，僅在外面看看專門秀給外國人看的櫥窗，宏偉壯觀的莫斯科大學大樓而已。
太空展示場是一大公園，展示品和華盛頓的太空展覽館類似，因為當時蘇聯在太空探索上已經落後美國甚多，我也就沒有多大興趣觀賞。蘇聯在太空競賽上本來遙遙領先美國，如果拿破崙把中國比做一隻睡獅，美國便像隻睡豹，沒有發覺火箭的開發對國勢威望和太空探索的重要性前，太空科技遠遠落後蘇聯。一旦發現，在甘乃迪總統號召下，建立太空總署，睡豹一醒來在太空科技馬上追上並超越蘇聯，捷足先登月球，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人類在工程上最驚人的成就，蘇聯人民當時必然感到十分沮喪，其實這不只代表著美國在太空科技上的卓越成就，也是自由世界政治體系的健全和優越的表現。那是1969年7月20日的事，美國阿波羅十一太空人阿姆斯壯 (Armstrong) 在美東時間晚上十點五十六分走出飛鷹號機艙第一步，踏上月球表面上，說出了一句名言「對我而言這只是一小步，人類卻因而跳躍一大步」。八年前甘乃迪總統揚言要把人送到月球，並且把他安全的帶回來的豪語提早實現了，從此人類和地球，太陽系與宇宙的關係和定位都有不可逆轉的改變，人類真正不再受地心引力所束縛，整個宇宙成為人類生存發展和想像的空間。
克里姆林宮，電視上看到的印象是前面有個龐大的廣場，專供他們
蘇聯的訪問是我一生職業上最特別、最值得懷念的經驗，我一下子看到了另一個世界，發覺這世界對自己研究工作的重視。這個世界，本來我所認知的只是西方政權和媒體的宣傳，幾乎沒有一樣是好的，樣樣都是令人恐懼的，但真正看到的卻是蘇聯人民歷史上悲慘的遭遇和命運，和他們如何勇敢的反抗專制政權，勇敢的想要逃脫這些厄運，卻一次又一次的陷入不同的專制政權，他們所經過的行徑是那麼的無序、曲折而遙遠，就像無數原子在表面上無窮無盡的那種曲曲折折的行徑。在蘇聯政權瓦解後，我有好幾次機會再到蘇俄開會，雖然沒有找時間到處走到處看，但看到的是社會的亂象，民生用品多了，也多樣化了，人民也自由了，但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社會流氓橫行，生態環境被污染被破壞，莫斯科不再是以前看到的那樣井井有條，街道兩旁的綠樹和花草早已消失，被販售外國飲料和零食的攤位所取代，優美的城市也變得有些髒亂，人民臉上似乎掛著少許獲得自由時的笑容。我心想他們到現在還在無序的亂竄，仍然沒有找到向心力，仍需要耐心來摸索出一條走向理想世界的康莊大道。
這次訪問並不全是正面的，如果說心靈吸取了不少新營養，一樣多的養分也從身體瀉出體外。出發前就聽說美國人嬌生慣養，天天生活在玻璃罩的保護下，一出罩子，到處是細菌，身體無法抵抗，所以美國人到了印度或蘇聯總是生病回來。我到蘇聯不久前在賓州大，有一
日本的訪問：1980年夏天，場發射研討會在日本東京舉行，由東京大學材料系一位資深教授主持。為了資助外國參與人員的旅費，他們替這些人申請各種獎助金，其中待遇最優厚的是日本科學振興基金會的短期訪問獎助金(Fellowship)。到了日本我才發現，所有國外來參與該會者中只有我獲得這項獎助，惟該會規定至少需訪問日本一個月，飛機來回可用商務艙，訪問期間每月還可領到五千美元的生活費，當時美金對日幣匯率仍然佔有極高優勢，對我來說這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二十年後美金已經貶值到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此項生活費卻未調整，訪問日本的外國科學家反而覺得日本政府有點小氣，當然現在日本和外國科學家程度相當，可相互學習，也沒有過分優惠訪問科學家的必要。在那個月我除了在東京開會的一個星期外，也到處訪問，包括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名古屋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和在仙台市的東北大學。訪問總是大同小異，除了一天給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日本科學家的論文品質平均說來，無法和西方科學家競爭，加上語言上的困難，有時他們在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論文，還會被西方同儕竊笑，不少西方科學家只要知道下次輪到日本人演講，就會避開到外面休息。日後我回到台灣工作，曾多次勸同事到國外開會時不一定要發表論文，更重要的是細心傾聽別人的好論文，悉心學習，可惜這種話沒有多少人聽得進耳朵。更可笑的是剛回台時，在國內外研討會上，我自己的演講有時也會被年輕或不認識的人，先認定為是來自台灣的爛論文而避開。到了1980年左右，特別是在應用科學方面，日本的論文品質直線上升，基本上已經趕上西方科學家，在某些應用科學領域如利用電子顯微鏡的研究方面，他們的論文品質已經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惟西方科學家仍未注意到，或仍難於排除成見，還是不習慣引用日本的論文，所以在引用論文統計數字Citation Index裡，日本論文的平均引用數目遠不及西方科學家，台灣的科學家更不用說了，這種歷史造成的無心或有意的成見，一時很難克服。另西方科學家往往會以「日本人」或「日本實驗室」來取代日本科學家的姓名，這或許和不善於發音日本名字有關，其實和人種歧視也很難脫離關係。我的研究成果常被西方科學家引用為「FIM的實驗發現」，換個西方科學家，他用FIM所得成果，別人引用時必定會冠上他的大名大姓。國內尚缺經驗豐富的科學政策制訂人，常以台灣科學論文少人引用來判斷台灣科學研究遲滯不前，雖然論文引用次數是科學研究進步的比較正確指標，但與西方科學家做比較時不能只看表面的統計數字，也需考慮到這種「不盡公平」的成習。
1970年代，美國政府投資在物理的研究經費，多半花在高能物理的超級貴重儀器的建造上，大學凝聚態科學家很不容易申請到足夠的經費購買或發展新科學儀器，到日本實驗室參觀，看到他們資源的豐富，美國科學家真是羨慕不已。當然那時貝爾實驗室和IBM實驗室的科學家，有充分的資源可和任何國家的科學家競賽，他們在美國凝聚態和應用物理界呼風喚雨，惟他們往往只重視與半導體或應用科學有關領域的研究，其餘的領域就由大學教授不死不活的，用最簡單的儀器全靠創意來和有豐富資源的歐日科學家競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後期才有大幅的改善。二三十年後，諾貝爾在應用物理方面的獎，幾乎清一色由貝爾實驗室和IBM實驗室的研究工作所囊括，這其實一點都不偶然。只是這些人在得獎前，因為工業界實驗室已經改變作風，不再支持基礎科學研究，所以大部分人早已轉往大學工作，民眾還以為是大學的研究工作獲獎，有一長段時間大學在凝聚態科學研究的落後，也就不容易察覺出來。在化學和生物醫學方面就沒有類似的超級私人公司實驗室，大多諾貝爾獎一直都由大學教授在大學中的研究工作所獲得，同為大學教授，在不同領域的際遇和機運也完全不同。
在日本，我印象最深的是京都之旅，雖然我們並不認識，京都大學金屬學系的資深教授村上先生志願接待我，他年近六十，不久即將退休，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又親切又熱誠，除了安排系上的學術演講和參觀外，還安排了兩整天的遊覽節目。第一天整天在系上做學術活動，晚上和教授學生們一起用餐，之後村上教授帶我到京都有名的「古代花柳街」看藝妓的表演，他很抱歉只能帶我到觀光戲院看，真正到藝妓館價格太昂貴，只有商人才花得起。這也罷了，我本來對藝妓的舞蹈就毫無興趣，想不透為什麼日本男人，看到那種臉孔塗得像白紙的藝妓死板的舞蹈，就會激起他們對女人的熱情，對我來說始終是一個謎。這種具有高度象徵性的東方藝術，不是昇華得太過分了嗎，到底性慾是動物最原始的慾望，除非是「conditional response」訓練出來，我無法瞭解他們怎會被鬼魂般的臉容所迷惑。也許男人花大錢買對女人輕薄的特權，用以顯示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和權力的顯赫，或許尋找藝妓享樂是一種正當化了的性交易，用以滿足男人壓抑在心裡的原始慾望。第二天參觀市區內的名勝古蹟，由教授親自帶路，他年紀雖然不小，精力充沛，走路爬樓梯，樣樣不輸給比他年輕十多歲的客人。那天大雨滂沱，我們手撐著雨傘，以計程車代步，到處跑到處參觀，因為他是個老京都人，對京都不只熟習還認識深刻，帶我看到了不少細心選擇的七八個景點，其中包括宮殿、寺廟和有名的日式花園，主人特別欣賞的是金閣寺，他認為不管是從對稱或式樣來說，這寺的設計都是最完美最富詩意的傑作。京都本來就以日式花園著稱，他的客人最欣賞的則是主人特選的一處日式花園，精巧秀美，每棵樹每叢花都是經過精心設計選植的，再經修剪又配上用心雕琢的石頭、溪流、拱橋和水池，日式花園可以說是與自然協調的人工美的極致。晚上帶我到他家用餐，村上教授剛買了一棟新房子，有美國房子一樣大小的獨立樓房，是日洋兩式的混合，既寬敞、舒服又雅致。他怕客人不習慣吃日本料理，特別吩咐太太同時準備了日式和洋式料理，有生魚片也有牛排，配上醇酒，是我在日本享用的最好的一餐。我很驚訝的是日本教授買得起如此昂貴的房子，主人說日本私人公司時常找名教授當顧問，協助開發新產品，當時日本政府和企業界正準備發展太空和航空工業，對鈦合金性質的研究和資料的蒐集極為重視，身為日本金屬學權威的他，必然負有重責，詳細做材料特性評估的工作。第三天由他的助理教授開車帶路，到京都山區寺廟遊覽，我們深入人煙罕至，遊客稀少的山區，寺廟有大有小，至少看了十幾處，這些寺廟的共同特徵是青山圍繞，古松葉遮天，環境清靜，只有盈耳的經書朗誦聲和木魚敲打聲。我萬萬沒想到京都山區裡有那麼多，數也數不完的大小寺廟，而這些寺廟的樣子其實和以前台灣的寺廟很相似，只是更清靜而超俗，料想這些深山裡的寺廟是一般觀光客難於發現的。
隨著時代的改變，日本有廟宇多，僧侶少而信徒更少的趨勢，不知古代有幾分之幾的人口遠離世俗，在深山寺廟中念經修行超渡，度過清淨無爭的一生。我想問的是，到底是因為有這種去處，社會賢達才會遁逃俗事，國家社會因而混亂，抑或因為社會國家混亂，才把他們逼上梁山，也可能是因為這些理想主義者看破紅塵而遠離人間，社會才得以苟存下來也未可知。還有這些僧侶教化出來的善男信女，他們對國家社會的安定有沒有正面的作用，現在日本信仰宗教的人已經不多，但日本社會比起虔誠信仰宗教的台灣要安全安定得多。很不幸的是在歷史上，宗教狂熱扮演著擾亂社會秩序的角色往往比穩定力量的角色多，而宗教衝突和利用宗教之名奪權常是戰亂的一大根源，我們看看中東就會瞭解到千年無解的宗教衝突，是人類心地太狹窄，無法忍受異類的悲劇。在台灣隨著時代的「進步」，僧侶和信徒的數目不減反增，不少僧侶在寺廟內誦經修行，大慈大悲以救世為己任，籌設醫院和養老院等，對弱者福利和社會穩定貢獻巨大，遺憾的是有一樣多的僧侶或宋七力的同行，假借宗教和神力之名，做斂財和欺騙之實。在台灣我們不容易找到清靜的寺廟，多半的寺廟擁擠著獻香、獻金的信徒，信徒一擲千金，誦經之聲不是被祈求的禱告所取代，便是被擴音機粗俗的流行歌曲所淹沒，看來既熱鬧又低俗。且僧侶間權益爭奪時有所聞，政客以迎接媽祖和佛指的活動來斂財斂名和籠絡選民，一般宗教，尤其是佛家相信因果，這些到底是台灣社會紊亂和不安的因或果，確實值得大家探討深思。
1980年初期，日本經濟剛起飛不久，人民生活已經大有改善，惟國家建設尚未開始，高樓大廈和高速道路還不多，但是我很容易看得出當時日本社會充滿著活力，上至政經高級幹部，下至低位職員工匠，每個人不斷的衝刺，不停的工作，和台灣1980年末期和1990年初期很相像。科學家也不例外，上至教授下至研究生，每人每天從早上八九點一直工作到晚上十、十一點是常事，這是世界其他國家只在極少數實驗室才見得到的。可惜這種欠缺經驗的蠻幹，所製造出來的研究論文創意有限，但也就因為有這種苦幹的精神，情況到了1990年後期就有了顯著的改變，日本尤其在應用科學方面人才輩出，他們的研究工作一下子趕在世界的先鋒。日本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特徵是新舊文化的和諧共存，年輕人瘋狂於搖滾樂和彈珠遊戲，年長者沈醉於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和圍棋，中生代和搖滾樂一代多數不再到寺廟祭拜，但老年人和小部分中生代與年輕一代仍然是佛教、道教和神道的虔誠信徒，即使年輕人已不再虔誠於宗教信仰，他們仍把古習俗當作驕傲的傳統來慶祝。在日本一個月中，我看到了不少名勝古蹟，包括城堡、寺廟和宮殿，日光和京都的廟宇和宮殿與大阪、名古屋的城堡是大家的最愛，主要是因為它們的規模宏大。就式樣來說，日本的佛寺廟宇和台灣或中國的很相似，是比較早期建造的，後期建造的多半是神道的神社，宏偉的城堡是德川幕府時代後才有的，神社和城堡都獨具日本風格，神社清靜莊嚴和城堡宏偉堅固的式樣，都深深吸引了我的興趣。日本古文化和台灣一樣的源自中國，所以日本古代寺廟和中國或台灣的寺廟一模一樣，到了幕府時代，他們才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文化與建築風格。日本雖然在文化上，先是學中國，明治維新後又開始模仿西方，但其間也發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日本文化，即使是西方文化，他們也開始融入大和獨特的風格，並且不管文化是如何多元，他們立國精神卻一直非常的鮮明，文化與主權不相互混淆。當我們開始提倡國際化時，記得，也許那時日本沒有用國際化這個名詞，但是他們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已經開始推動國際化了。我們起步慢了日本至少有一百多年，如果我們還只念念不忘「偉大的祖國」的根，相信「自外於中國，台灣必先亡」（黃大洲之語），只想依賴祖國或外國，沒有膽量從融合自己獨具的地理歷史背景和不同文化的長處，來創造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和科技，那麼即使不埋沒於外來文化裡，我們恐怕也只有在後面追趕外國政經發展的命運了。▲
中國之旅：自從尼克森和毛澤東在北京握手化解前嫌後，中國想積極走進國際舞台，中美也開始試辦科學家互訪。1981年春天，我接到瀋陽科學院郭可信副院長的信，他希望趁短期訪問費城賓西維尼亞大學金屬學系之便，到我的實驗室參觀，雖然來前我們並未認識，來後看到我實驗室設備齊全，印象深刻，說回中國後會邀請我訪問中國。
這次訪問由中國科學院院長
中國人最重視宴請，這是與蘇聯人最大的不同處，蘇聯人對宴請似乎毫無興趣，中國訪問期間天天中午和晚上都有數不清的歡宴，不是副院長或不同所長的宴請，就是副校長、院長、或系主任的輪流餐宴。有一天
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的摧殘下，中生代科技知識份子全部泡湯，年輕人仍未培育出來，老一輩的多半被下放，沒被下放的也因長期缺乏學術研究環境而荒廢了，所以當時的中國除了專與西方對抗的核彈和火箭研究開發工作尚稱勉強趕得上時代外，其他方面可以說毫無科研可言，估計至少落後西方國家有三四十年，也就是說接近兩生代的時間和精力全被喪心病狂和愚蠢無知的毛澤東所摧毀，一代罪人莫過於他，奇怪的是即使到現在，大陸崇拜他的仍大有人在，這些人感謝他「統一中國」，中國統不統一比人民幸不幸福，富不富有還要重要麼？我演講時很容易看出來中生代有熱誠，但什麼都聽不懂，老一輩的聽懂些，但牢騷滿腹，學習力早已消失，只有年輕學生似乎可以造就，惟服從式的共黨教育使他們不敢自主，不敢有自己的思維。頭幾年的演講訪問成效不彰，過了好幾年後才逐漸看到隧道對面透過來的一道光，這種現象不只在大陸經驗到，我曾無數次應邀到東歐訪問，其情況並沒什麼兩樣。大陸的長處是人口眾多因此優秀的人才也相對的多，自從開放後留歐美日學生多得不得了，只要大陸開始民主化，且政府重視科研環境的改善，生活程度也提高，這些人有一天會大量回大陸，那時才是大陸科研趕上世界前緣的時刻。
在北京我住友誼賓館時，盧院長新到任不久，郭副院長有公務到北京，他們兩也都住在友誼賓館，同是住在友誼賓館，他們在員工餐廳用餐，而客人則到外賓餐廳。我很不習慣，幾次問
在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統治下，1980年代的年輕人和位階低的人態度總是唯唯諾諾，一點都不敢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張，這無疑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在學術或科學研究，這種態度更是創造力的致命傷。到北大和清華參觀，歡宴一般由副校長出面，資深教授和兩三位年輕講師作陪，副校長講的盡是客套話，資深教授話最多，除了客套話外偶而也會抱怨政府政策的搖擺不定等等。講師們坐著，甚麼話都不敢說，飯菜也不敢動，一勸再勸才會徵象性的動一下碗筷，有時整桌的飯菜吃不到一半，而他們個個瘦得皮包骨，卻寧可挨餓也不敢多吃，這種情況接近1980年代末期才有所改變。反觀台灣，在自由民主的號召下，年輕人不再認同安守分寸，好的還沒學到壞的樣樣先學到家，在年終尾牙或其他餐宴，只要是Buffet式，年輕學生或助理們一窩蜂而上，客氣和動作慢的老教授只能搶到剩飯剩菜，公車上搶位置亦是如此。敬老尊賢本是社會最起碼的處事待人禮貌，時代進步有時的確是「進步」過了頭，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從來也沒看過年輕人與老教授搶奪食物的例子，在台灣每個人都吃得肥肥胖胖的，一大半人過重，還要搶什麼食，這真是台灣特有的怪現象，誰說我們不需要教育改革呢。不幸的是我們的教育改革不尊重教育專家的意見，反而由一些在大學裡不善教書的理工科「權威學者」來掌權，他們只注意到聯考甄選和專業學科的教育問題，不知道個人品德的陶冶乃是教育最重要的一環，品德修養受用一生，專業知識天天在變，重要的是訓練學生自我學習的習慣和能力，而不是注重專業學識的灌輸，這樣怎算是訓練學生的創造力，那種膚淺的改革不要也罷。
在看到的許多大陸大學中，我最喜歡的校園是北大，北大以文科見長，多數建築古色古香，校園內還有整理得優雅，青翠樹木圍繞著的未名湖，湖旁的水塔也藏在寺廟似的樓塔內。兩年後我有機會在聯合國教育基金資助下訪問北大無線電學系兩個月，由吳
談到大陸老一輩的人牢騷滿腹，在瀋陽科學院院長的歡宴上，院長整個晚上口無遮攔的罵政府罵個不停，他不只不修邊幅，也不注意儀態，整個晚上嘮嘮叨叨，上至笨蛋毛澤東，下至壞蛋共產黨員，沒有一個人不被這位院長罵得頭破血流。我有點吃驚，因為當時大陸終究還是一個專制政權，在其他場合我從來沒有遇到這麼大膽的人，敢惡言批評毛主席和共產黨員，我想就是在最民主的國家美國，批評總統也不能太過分，謾罵得太厲害，不會引起旁人的反感也會懷疑你是個極端份子或會認為你有神經病，如果換成兩蔣他們不早被下獄或槍斃了才怪。飯
從上海坐火車到杭州不過是幾個小時的車程，科學院早已委託好由浙江省政府外事處派人接待，安排住在古式的西湖北京飯店，幾年後再度帶內人來遊時發現此飯店已被拆掉，新蓋上了西式的香格里拉大飯店。由於早聽過「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和「西湖風景甲天下」的豪語，又聽說是歷代文人吟詩作樂的所在，剛看到時有點失望，覺得古代文人未免太喜歡誇大，西湖的自然景色還不如三四十年前的日月潭，比起瑞士覆蓋白雪的高山峻嶺所圍繞著的湖泊更難相比。第二天一早導遊依照安排好的路線，逐步參觀西湖環湖寺廟、蘇堤和古代庭園，倒也發現一些獨特的人工美，尤其是有天清晨醒來，天空正下著細雨，撐著雨傘獨步垂柳湖畔，沒有吵雜的觀光客，西湖確有詩人筆下形容的清雅。中國古代文人雅士對人工美情有獨鍾，尤其喜歡歌頌湖畔的風塵佳人，即使是對自然的讚美也都用人工加以雕琢，以人為主體，自然為客體，而不是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來觀賞自然風景之美。同樣是欣賞自然景色，西方人和東方人著重的角度就那麼的不同，這大概是中國比西方國家有悠久歷史的緣故吧。人對自然千千萬年來的主導性有反叛的衝動，東方人把自然淡化成人文的陪襯，欣賞文人雅士，風流才子把風塵佳人作為主體，自然景色當作背景，這是中國文化裡大家所崇尚的景致。西方社會受到宗教的影響，尋花問柳不被認同，亦不敢公開歌頌，更在科技的突飛猛進下，過分自信而有征服自然和戰勝自然的豪語，挑戰和探險成為西方年輕人的最愛和驕傲，才子佳人暗通款曲僅在腐敗的貴族社會裡流行，也就是說個人很難逃脫大社會所賦予的角色，這就是所謂的社會風氣吧。
西湖之遊成為我第一次訪問大陸的美好句點，之後幾乎每年都會應邀到大陸作
與波蘭科學家的情誼: 不久前我又接到波蘭羅茲瓦 (Wroclaw) 大學的邀請，明年二月到他們學校舉辦的理論物理冬季學校給一系列演講。他們特別向我解釋，雖然我的專長不是理論物理，但他們對我們表面單原子、分子擴散實驗的結果非常有興趣，而這次冬季學校一個主題是表面擴散。這已經是我第N次受到邀請，隨著時間N也逐步成長，起先是每兩三年一次，最近增加到每年有
提起職業生涯，我和日本與東歐似乎有特別緣分，每年我總會應邀到日本做兩次以上的演講，總共去了幾次已經算不清楚。日本同是東亞國家，地理上接近，建立密切職業情誼是很自然的事。不尋常的倒是和東歐，特別是和波蘭所建立的長久而密切的關係。職業情誼並非建立在私人感情上，而是建立在對學術工作的尊重和領域的貼近。專家間深入的探討往往能激發新思維，大家都能受益。
第一次訪問波蘭是1981年的事。我在美完
首次從美國到達波蘭，下機第一印象和看到蘇聯時相似，街上商店櫥窗空空蕩蕩，只要仍有幾樣食物的店鋪，外面總是一大群人排隊等候購買。也就是說印象中他們有如北韓，人人處於飢餓狀態下。事實上我很快發現很多波蘭人和德國人一樣，具有馬鈴薯肚，普遍的馬鈴薯肥胖症候。很容易猜到他們食物來源主要靠黑市買賣，政府的配給只是生活的點綴而已。食物也許質地不佳，但量並不短缺。
開會經常安排在山麓冬天滑雪景點的飯店，兩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衛浴設備簡陋，但是主辦人會想盡辦法申請到充裕的食物。可惜共產制度下的廚師即無烹飪技巧也無工作熱誠，味道乏善可言。好在集東西方專家於一堂，科學討論成果豐碩，加上主辦人的誠懇招待（尤其是由已去世的Professor Maria Steslicka主辦時，盛情更是令人難忘），讓人感到不虛此行。隨著東歐的開放和經濟的改善，客人不再需要分攤房間，衛浴設備也趕上西方標準，食物質料改進了，味道倒是沒有多大變化。
值得提的一件事是有一年與會時，華樂沙的工會運動正值鼎盛，我發現會上幾乎每位波蘭同行都別著 Solidarity 胸針。我是第一個西方科學家主動向他們要了一只，別在胸前表示對他們理念的支持。宗教偏見作祟，芝加哥大學一位資深、信仰猶太教的教授問我是否知道他們的運動是一種天主教復辟運動。我告訴他此運動本質應該是波蘭人想脫離蘇聯控制，為了爭取國家的主體性，天主教的復興只是表象而已。這想法後來從波蘭朋友得到驗證，之後有不少西方科學家也響應而別上胸針。
波蘭是地大，農產品豐富，人口密度不算高的國家。她的歷史命運和台灣類似，歷經德國、蘇聯等外來政權的蹂躪，比起鄰近捷克的命運坎坷，也因而有愛國音樂詩人蕭邦的誕生。在科學方面，波蘭不乏歷史名人，
十多年觀察，在共產政權統治後期，雖然波蘭政府已經逐漸脫離蘇聯影響並加速開放腳步，限於資源科學家外訪人數甚小，兩年一度的表面物理研討會，不管在實驗或理論方面都不足以製造新氣象。一旦真正開放，更頻繁的研討會加上科學家的長短期外訪，他們科學成果不管在質或量都有明顯的進步。看到他們的科學研究終於得到應有的滋潤，也快速在成長，想到常客的我也曾經在協助他們上盡了一點點心力，內心感到欣慰。這些訪問也增廣了我的見識並充實了自己，這就是學術交流的本意吧。▲ 回到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