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學時期

小學校與公學校          一場大病       空襲與掃射           日本軍官與家眷          空戰

威武不屈的日本兵      糖廠被炸       與眼鏡蛇爭獵物          自然教育

營養不良的徵候          沒有壓力的日子          戰前的生活方式

搬家:我們達到小學年齡時,父親在經濟上已經稍有基礎,年紀大了些開始厭倦流浪的生活。主要也是為了小孩的教育,他決定定居下來,把家般到老家所在的台中縣潭子鄉,在那裡租了幾間房子,並買下一家小水車工廠,以碾樹皮和香料成粉末賣給線香工廠謀生。父親雖然只有小學肄業,自己念了不少書,包括四書五經和歷史故事之類的古書,也知道孟母三遷的故事。往後他常常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奇怪的是平時並不特別關愛小孩的他,對小孩教育費了相當苦心,這應該是經過幾千年的競爭和人際適應而得的、東方文化的最大優點吧。潭子鄉當時是一個人口不到兩三千人的小鄉村,鄉內除了一條硬泥土小街道外,南邊是零零落落的獨家農舍,北邊則是一家公營的大糖廠。這糖廠後來還成為台灣最早開放的加工區之一,替台灣賺取了不少外匯,對刺激1980年代的「經濟奇蹟」有很大的貢獻。潭子鄉東邊靠山,水稻田與溪流交織,有典型的台灣早年的田園樸素之美。可惜隨著經濟的進步,這種美早已從台灣的鄉村消失。鄉中最顯眼的莫過於糖廠的煙囪,據說它有五十公尺高,是小時罕見的又高又大的煙囪,在我們小孩眼裡它看來就像頂到天空,比東邊中央山脈的山更高。

這煙囪一年有三四個月從早到晚吐出烏煙,由於鄉民不少人在糖廠工作,農民除了種稻,大部份人也依靠種甘蔗維持生計,當時水和空氣污染不嚴重,「環保」一詞仍未聽到,對烏煙反感也不知抱怨。我家位於糖廠南方約一公里處,平常吹的是朝北的南風,倒也與煙囪相安無事,偶而風向反轉空氣中到處飄揚著煤炭灰塵,鼻腔髒黑令人厭惡。糖廠員工宿舍就在糖廠北方,這些員工靠糖廠吃飯,也樂得有些煙灰來保證他們生活所依賴的糖廠的持續經營,煤煙聞起來反而帶點香味。人類早已習慣於群居生活,失業是失去群居生活能力的病徵,是一個人所能遭遇到的最大不幸,找不到工作的人成為社會的負擔,往往會被親朋所鄙視,甚至於遺棄,在社會壓力下生命失去了尊嚴。其實人有一半是為了肉體而活,另一半是為了尊嚴而活,政府政策不能一味只想照顧大商人和大企業,如果無法讓想工作的人找得到適當工作,就是國家富有,並有再多的福利,人民也不會感到幸福。當時我能記得的最大的環境污染源就只有這煙囪了,其他不管是小溪,河流或池塘,水都還算乾淨,至少抓得到不少泥鰍和魚蝦。很多人直接飲用河水,跳進水中游泳也不用擔心生病。現在台灣的河流可就不行了,難聞的臭味不談,這些河水有時像墨水一樣烏黑。那時即使是鄉下,街道兩旁人家早上起床,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掃街道,街道兩旁不准隨便堆積廢棄物或垃圾,警察每隔一兩天便會來巡查一番,督促鄉民打掃,也難怪日本人把警察叫做巡查,鄉下到處打掃得乾乾淨淨,都市更不用說了。在鄉下,一般人很怕警察,警察是權威的代表,但他們並非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要大家做什麼,大家不敢不順從,也因此我小時很少聽見或看見鄉民被警察處分或與警察衝突的例子。

1990年,剛從美國回到中央研究院工作,看到台灣環境的髒亂和生態的嚴重破壞,到山上遊覽時還看到救國團領隊,要學生把他們的冷飲鋁罐和塑膠袋等,丟棄在走過的竹林小徑兩旁留作為「到此一遊」的紀念標記。令我難堪也難過的是有次在物理所的研討會上,一個有點自大的美國科學家問我,穿過中研院的四分溪是不是沒有蓋子的廢水溝。溝流著的是烏黑的污水,除了偶而會聞到一股臭味外,看不到有任何生物,魚蝦更不用說了。更有甚者,有一天看到一個剛從日本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不久的物理所助研究員,他帶著小孩在街上邊走邊吃點心,隨手把垃圾往路上一丟,繼續吃他們的糖果。站在路旁的警察視若無睹,倒是我碰巧看到,忍耐不住當場訓斥他一頓,我問他在日本留學時會不會,敢不敢這麼做。答案很簡單,政府長期把台灣利用作「反共復國基地」,幾十年來忙於準備反攻大陸,忽視國民的心靈建設和公德教育,民眾早已習慣於聽從命令,也已失去自我約束的意願和能力,政府不關心這類和反攻大陸無關的「小事」,民眾公德心逐漸淪落。另外當時我也非常氣憤,我們的政客和媒體,一天到晚吹噓台灣的「經濟奇蹟」,我倒要問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是用什麼代價賺到的,不只是大企業家半閉著雙眼,把有毒廢棄物以廉價包給非法商人到處亂倒,到處掩埋,用破壞生態環境和超低廉外勞,靠政商勾結和產業外移威脅政府給予優惠來減低成本,以此贏得管理之神的美譽。另外部分台灣商人,用提升國民所得做藉口,以商逼政,環保署一樣半閉著雙眼,讓非法商人把美麗的台灣島,沈淪為有毒廢棄物的掩埋場 Toxic Dump。本來純樸的民俗被貪婪敗壞的風氣所取代,民眾忘了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禮貌,台灣的進步到底是進步在哪裡,令人難於理解。而所謂的經濟奇蹟也只不過是肥壯了少數商人的口袋,並非真正改進了全民的居住環境和提高了全民的生活品質。政黨輪替後,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應該有所改善,可惜剛好遇到世界經濟景氣低迷,商人以國際競爭為藉口把資金人才大量西移,台灣經濟蕭條,大企業和富豪反而乘機操控政府經濟政策。當勞工到處失業,民眾買不起最起碼的公寓時,台北市豪華公寓和豪宅林立,卻仍不足以供應富商和高官的需求。得權者很快忘記為社會弱者追求權益的理想,只懂得廣結富豪,勞動階級權益被忘光,民主改革開倒車。今後從政者如何重振理想,建立國家遠景,在協助商人與促進企業發展和改善全民生活和環境上取得平衡,這些才是他們應該努力的目標。

小學校與公學校:日據時代國民小學分為公學校和小學校,公學校是專供台灣小孩上的,小學校則是給日本小孩及所謂「國語家庭」小孩上的。日本為了儘速同化台灣,鼓勵台灣人平時講日語,就是當時所謂的「國語」,只要家裡有人會說日語並答應平常以日語交談,也願意換成日本名字,你便可得到所謂的「國語家庭」頭銜,有了這個頭銜,你便能享受各種優惠。這頭銜也被一般台灣人曲解為「文化家庭」的象徵,即使現在還有少數台灣的「高級知識份子」,以日據時代時曾經是國語家庭而自豪。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生物質被日本政府搜刮一空,用以支援戰爭,舉凡米、糖、肉、豬油全不能自由買賣,必須由政府配給,如果你是國語家庭,配給便可增加一倍以上。另一個優惠是你可以把小孩送到小學校與日本小孩一起上學,台灣小孩在小學校被日本小孩欺負是經常聽到的事,但他們在經費、設備、和師資方面都遠比公學校優厚,也因如此有點來頭的家庭,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想被掛上國語家庭的頭銜。尤其在戰爭末期,當民生物資極端缺乏三餐不飽情況下,為了小孩的健康和教育,父親也曾經動過心,但終於為了一點骨氣沒有受到利誘。他雖然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但在維護台灣人的尊嚴上與不少台灣人以能成為日本國語家庭為榮不同,耳濡目染我們兄弟也養成他那種輕視攀龍附鳳的性格。即使到了現在,當我看到有些人還在炫耀日治時代曾屬於「國語家庭」,並以此為榮和為知識份子的象徵時,我就想問問他們台灣人的尊嚴何在,難道台灣人在面臨外來統治者的利誘下總是拋棄自尊,為了自身利益寧可先拋棄靈魂。一個國家既然所有人民都得付出同樣義務,他們也都該享受同樣的自由和權利,這不應該只是社會菁英的口號,而應該是他們堅定且願意身體力行的信念。如果少數影響力特別大的社會菁英,口口聲聲仁義道德,卻和沒有機會受高深教育者在思考判斷和抵抗誘惑上沒有兩樣,都很容易為一點甜頭而妥協,那麼我們還能期待何等人來扭轉社會風氣,來領導民眾抗拒強權的威迫利誘呢。

日本政府後期的軟性利誘式殖民政策,遠比戰後「祖國」國民政府以威權統治台灣更得民心。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製造的白色恐怖令台灣居民恐懼、厭惡和痛恨,也難怪不少老一輩台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反而懷念不已,到底日本政府表面看來是「兩個惡霸之間比較不邪惡的一個,the lesser of the two evils」。不管是日本政府或是國民政府,對台灣居民來說同樣是從海上登路過來的外來政權,台灣人不都一樣得忍受二等國民的待遇嗎,由外國殖民或由「祖國」殖民又有何不同。現在要台灣人再度接受大陸政權的統治,除了徹底被國民政府洗清腦筋的中生代、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年輕一代,與少數當時享受特權的少數外省人和「吹台青」外,料想多數台灣居民都不會心甘情願接受的。人本來就不該有過分強烈的意識型態,不該區分所謂的「族群」,更不應把「本土化」扭曲為「分化族群」,這種曲解是有心人想利用族群的矛盾來博取選票的手段,不幸懶於動用腦筋的群眾,那麼容易就接受了本土化等於分化族群的謬論。

其實這些爭議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認清歷史上族群大融合時,往往也是人類文化最絢爛和生活最富裕的時期。但是族群的大融合並不意味著強大的族群利用威嚇或以武力逼使弱小族群就範。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除外,一般人不太在乎由誰來統治,他們要求的不多,安居樂業和少許自由與平等而已。不管由外來人或本地人統治,他們同樣是弱者、被統治者,而且多半的人也樂得不用為管理自己和群眾操心,得權者不能不以此警惕自己。

潭子鄉當時只有一所公學校,鄉裡寥寥無幾的日本人和少數有點底細的台灣人子弟,每天坐火車上台中市小學校,我們家還稱不上小康但生活已經改善不少,父親在當時小鄉下還算是一個喝過外國水,吃過外國料理,見過世面,家裡也訂有報紙的少數鄉紳。他在經商時學會了一些日語,但在內心卻始終把自己看作為是個中國人,也就沒去申請可佔到不少便宜的國語家庭頭銜。小時鄉下人口流動性很低,鄉下人似乎注定一生都是鄉下人,平時也難得到都市玩,我們兄弟第一天上學便引起同學們的注意,鄉下同學們對都市(基隆)來的小孩都另眼相看,有些人說我們來自大都市成績好是應該的,有些人嘲笑我們看來像個傻都市人,皮膚白晰得可笑,卻令他們心中暗自羨慕。世上都市人到處都是一樣,喜歡嘲笑鄉下人傻,一般鄉下人雖在心目中羨慕都市人,表面上卻一樣畫葫蘆來回報,這種沒有太大惡意的戲謔,有時反而增添了許多生活上的趣味。在師資設備都差一大節的公學校中,我們的教育可想而知是無法與小學校相比的。既然在學校中我們也不用說日語,在家中更不用了,很可惜因此沒好好把日語學好,失去學另一語言的好機會,其他科目也都沒有發揮到每學生的內在潛能,長大時這些小事必然會影響到一個人發展潛力的極限。況且我們快三年級時二次大戰已經開始波及台灣,先是越來越頻繁的空襲警報,到後來戰爭已接近末期,幾乎每天都可看到美國飛機從頭上飛過,學校開始半上學半停課,過了不久學校乾脆關門大吉。記得到後來我們差不多有整整一年沒有上課,等到戰爭結束,台灣「光復」了才又回復上課。

        這段期間有兩三件事值得一提。為了避免無謂的競爭,我們孿生兄弟在小學時多半不被安排在同班上課,我們兩個一般課業成績,特別是數理方面,總是名列前茅。但是我實在太瘦了,兩隻手與兩隻腿就像小竹竿一樣的細,比古代小說中的窈窕淑女還弱不禁風,所以體育課成績特別差,舉凡快跑、跳遠、擲鉛球等運動,不是班上最後一名就是出不了最後三名。平常太好動過分調皮,得不到導師的青睞,品行成績也就平平,雖然在老師、同學和鄰居眼中,我們是異常聰明的小孩,但班長之類「囝子頭王」的頭銜從來就輪不到我。班上學科和體育成績兼優的陳同學,後來當了多年的監察院副院長。當時成績有沒有排行我也無從知曉,即使有小學時的我也不在乎,名次對還沒有培養出競爭性格的鄉下小孩,似乎一點都不重要。我們的教育家和科學家,一再地強調同學和同行間相互競爭的重要,認為唯有競爭,才能達到追求卓越的目標。我倒是認為同學和同行間的競爭,如果做得不過分的確會有刺激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與自己的競爭,每次都想超越自己,做事用心頂真,每次都想做得比上次更好,也唯有如此才真能爬上自己的巔峰,達到自己的極限,這種競爭更加重要。

一場大病:二年級時,我生了一場大病,差一點變成弱智的小孩。有一天發覺喉嚨痛、很不舒服,身體也有點燒,告訴父母,他們以為只是普通感冒,並未加以注意,第二天病況變壞,便到街上中醫師抓了帖藥。沒想到隔天情況更糟,剛好那天父親有事要到台中市走一趟,就順便帶我到台中醫院看醫生,醫生一看才知道不得了了,已經快來不及了,原來我是患上了急性白喉炎,而且病已入膏肓,醫生馬上要我入院治療,並且立刻給我打了好幾支特效針。到了晚上體溫突破四十度,我也開始昏迷不省人事,躺在床上迷迷糊糊,隱約知到病房內坐滿親戚和父親的朋友。後來從父親口中知道,那天晚上我的呼吸已經有點困難,如果溫度不退呼吸必定會產生問題,醫生早已準備好要在我的喉嚨動刀,插入一支管子供呼吸之用。現在醫術和醫藥進步,有不同抗生素可供殺菌之用,這種程序已經稀鬆平常不值得一提,但是六十年前它卻是一種已經接近死亡的病人,醫生才會動用的程序。急性病來得快去得也快,很幸運的特效藥一開始作用,第二三天熱度逐漸消退,摸摸我的喉嚨也沒多了一個洞,在醫院住了約兩個星期後才獲准回家,在家裡又待了好幾個星期才敢回學校上課。回到學校趕不上班不必說,由於發高燒頭腦似乎也變得遲鈍多了,學校成績一落千丈、有如弱智。一半是因為父親感到歉疚,沒及時帶我去看西醫,一半也因他非常重視我們的腦筋和教育,所以到處打聽要怎樣才能回復我的健康與腦力。當然不能不注重營養,但剛好碰到戰爭末期豬肉都是配給的,就是有錢也買不到,後來根據鄰居想要回復腦力最好的方法是吃豬的腦漿。鄉下人相信吃肝補肝,吃腿補腿,吃眼補眼,吃腦也會補腦,這種想法不無道理,因為同樣器官的養分大同小異。鄉下屠宰豬公的先生平常就聽說過我們兄弟兩聰明,現在有一個變得有點傻頭傻腦,當然很同情,千拜託萬拜託,總算答應每天留給我一碗腦漿。豬腦味道有點像豆花,只是毫無味道,沒有調味、吃起來很像化學課堂上常常提到的「無嗅無味的白色化合物」。潭子鄉雖然有家台灣數一數二的大糖廠,有鄉民烏黑的鼻腔作證,煙囪的煤灰也都由他們來承受,但所生產的糖多半被政府送到南洋或中國大陸供作戰略物資,主要是用來釀造酒精做為燃料。聽說也可直接用作軍艦逃脫敵人追趕時的超級燃「煤」,所以我們和其他鄉民一樣,只有聞煤煙的份,卻無法嚐一點甜頭。我天天吃一大碗的只是灑點鹽巴的無嗅、略帶鹹味的豬腦漿,即使是挨餓的戰時,吃久了一看到它就害怕,就嘔心想吐。好在過了兩、三個月後一切回復正常,我又是一個又淘氣,又伶俐的小孩子,終於免受到吃豬腦漿的酷刑。幾年前動物行為科學家發現,豬其實是最有大腦,最聰明的動物。想想這發現不無道理,如果我當時沒有被迫、天天吞下一大碗的豬腦湯,也許到現在還是個頭腦簡單的弱智傻瓜,而又有誰能斷定這些話只是好玩,沒有絲毫真理呢。我後來能當上教授,還僥倖的被選為院士,可以說出自於大豬們的「漿腦功勞」,還得感謝大豬們犧牲生命所賜予的智力呢。如果有人看到這篇文章,想用這妙方促進腦力,很抱歉,除非透過民意代表的人際關係,如今在市場上恐怕很難買到豬腦漿吧。

空襲與掃射:美軍佔領菲律賓和關島後似乎計畫登陸台灣和日本本土,兩地天天都有空襲,政府強迫每家庭自己建造,或與鄰居建造共用的防空壕。當時台灣最常看到的飛機是雙胴體的 P38 型輕戰鬥轟炸機與 B29 型遠程重轟炸機。為了避免直接被瞭望台看到或被雷達偵測到,P38 一般飛得很低,大概只有兩三百公尺高,速度又快,當你聽到警報聲時已經來不及躲進防空壕,它多半已從你頭上飛過去了,P38每次雖有兩三隻同來,他們很少排列成隊B29 則不同,為了超越大砲射程,它們飛得很高,來時除了飛機發出的深沈的轟隆聲,時常還會摻雜著高射砲射擊和砲彈的爆破聲,玻璃窗往往會發出嗡嗡的共鳴聲或強烈的震動聲。B-29總是三、六成群結隊排得整整齊齊飛行而過,因為飛得高,至少有幾千公尺高度吧,不容易也不經常見到。P38 戰鬥機主要是以機關砲掃射地上目標,偶而也會投擲一兩枚五十或一百磅的小型炸彈,B29則專門以幾百磅的炸彈來轟炸軍事基地和大都市。我們在鄉下只是偶而才會聽到 B29 的隆隆聲,倒是常從報紙上得知大都市被轟炸的消息,每次轟炸都會造成相當傷亡,都市人很怕它,鄉下人反而不太注意B29P38到處掃射到處投彈、到處施虐,雖然每次傷亡都很輕,不管是都市或鄉下人大家聞聲色變,所以它是擾亂民心和心理作戰的極佳武器。

有天學校早已停課多時我們待在家裡無所事事,一如往常聽到空襲警報。這次聽到時已經來不及躲進防空壕,只看見一隻飛機畫過低空,我們一家人急急忙忙從屋內逃出來,衝向離房子約十來公尺處的防空壕。說時遲那時快前方另一隻P38正瞄準我們,兩翼的機關砲口帊、帊、帊的向我們掃射過來。砲聲如雷貫耳把我們嚇得面無血色,那時每個人都跑得比非洲羚羊還要快,不到幾秒鐘全家人已經躲進了防空壕,汗流浹背全身顫抖不已。緊接著我們聽到了好幾響炸彈的爆炸聲,聲音就來自防空壕正外面,連防空洞用樹枝泥土作成的簡單蓋子都震動的像遇到大地震一般,掉落了不少泥土。幾分鐘內飛機已經不知去向,警報解除了,我們驚慌未定,等了好幾分鐘才敢走出防空壕。一出來不得了了,迎面看到的是一股衝向天空的濃煙,彷彿是從我家屋頂衝上來似的,當我們神魂稍微鎮定下來時,才知道那股濃煙並非來自我家屋頂,而可能是來自鄰居屋頂。等到我們跑出去察看個究竟時才發現,原來炸彈是落在離我們家有一百多公尺處,那裡有幾家房子被炸毀了,濃煙就是從那兒上來的。人就是這樣,在驚慌失措時很容易往壞的方向想、或判斷,有時我們需要鎮定下來,才能看到真實情況。後來有大孩子在我們防空壕正後面的一棵龍眼樹旁、檢到了好幾個彈殼,在離家約三四十公尺處,一棵百年大榕樹的樹幹上找到了幾處傷痕,也撿到了幾顆直徑約兩公分,長十來公分的機關砲彈,鄰家小孩還送我們一兩顆子彈玩。這次空襲,左右鄰居幸無傷亡,但炸彈聽說炸死了一兩個人,包括一個身穿軍裝的兵士,我們好奇的跑去看時只見到警察圍著,不許我們接近,所以也沒看到什麼。

多年後想起飛機掃射、白喉炎和往後發生的兩三件事,總感到心有餘悸。一個人的命運在一剎那之間就可能完全改變。有人在毫無預料下闖了車禍,一生從此過著殘廢的生活。冥冥中每個人的命運似乎有什麼在主宰,好像我們的命運生時已經注定,已經被安排好了,不管你怎樣想去改變它或不想改變它,不管是好事或是壞事,會來的終就會來,不來的再努力去追求也不會來。這可不意味著擁抱著宿命論,我們就不用小心避免危險或不用努力追求理想,但是假如不幸的事發生了,你也不必太過傷心,更不要怨天尤人,就是理想久久不來,也不用太失望,更不能因而頹廢。「比下有餘比上不足」,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夠說他比所有人都不幸,即使是被認為沒有生存價值的殘廢者,當他為一絲呼吸奮力掙扎,終能克服軀體限制那刻的喜悅,和攀登聖母峰者戰勝稀薄空氣所造成的虛脫與疲勞時的感覺,或一個奧林匹克競跑者衝向前頭時的興奮又有何不同。也沒有人能夠斷然的說他比其他人幸運,就是一個人能對社會國家做出驚天動地的貢獻,這些貢獻隨著時代的不同和價值觀的改變也會有不同的評價,在浩大無止境的宇宙中,甚至於這些成就都只是無限中的有限,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死後他自己又能感覺到什麼,如果一個人無法享受現實生活的滿足與喜悅,那他一生又有何快樂和幸福可言,人生的價值又在哪裡。所謂的冥冥中的命運或命運中注定,從數學觀點說來也不過是機率作祟,命運就是隨機發生的無數無序的生命行徑的排列與組合,而不幸或幸運也不過是生命中的隨機變化的主觀感受而已。人能夠做的是以意志作為驅動力,使命運朝向理想邁進,但驅動力又逃不出瞬息萬變的環境的影響,一個人應該從盡力而為來獲得人生的滿足和生存的意義。

日本軍官和家眷:戰爭末期,我們學校校舍和鄉下山腰處,一些平常很少駐軍的軍舍,忽然進駐了好幾百名日本兵,鄉下街道一下子熱鬧起來,到處可看到吉普車和穿著整齊乾淨的軍人。戰時衣服破舊的鄉民看到軍官筆挺的制服和耀眼的革履全都另眼看待。不少軍官或兵士遇到鄉下人或其他軍人時總是有禮貌的點頭或敬禮,軍紀嚴明鄉下人對他們印象極佳。日本軍隊每轉移到新陣地,少數高級軍官,大概是校級以上吧,可攜帶家眷隨行,所以他們也到處租房子。潭子鄉本來就很小,多餘的房間了了無幾,我家經營一小工廠,還能騰出兩間小臥房出租給一位校級軍官。他家除了太太外還有兩個小女孩,這兩小女孩都患有一種罕見的色素缺乏症,雖然父母都是日本人,女孩臉型也和日本人無異,但容貌像北歐人,皮膚白晰得像張白紙,金色的頭髮,天藍色過敏的雙眼,平常陽光一大,他們的眼睛就瞇成一道縫不敢張開。小時我們從來沒真正見過西方人,看到這兩個小女孩覺得很像兒童圖畫書裡西方故事中的小公主,由於他們非常懼怕陽光,又不會講台灣話,平常總是躲在屋內不敢出來玩。偶而早上軍隊會派來一部吉普車接軍官上班,潭子鄉本來就很小,他平常還是走路上班。大家一定以為那時日本校級軍官家庭一定有特別優厚的待遇,在配給方面一定佔到很大便宜。其實不然,他們除了軍服筆挺外,在食物配給量方面和我們沒什麼兩樣,可能還不及我們鄉下的「國語家庭」享受更多優惠,他們一樣挨餓,也和我們一樣的瘦弱。在我們這些小孩子眼中,那位個子中等身材清瘦的軍官,遇到我們總是面帶笑容,但從他臉上的細紋,我似乎看得到他內心的遲疑和憂慮。校官在日軍中位階相當高,他一方面要下屬毫無保留的服從他的命令,甚至於要求他們為國捐軀,一方面他也不過是轉達上面命令的傳聲筒而已。在國家的大機器中,他是一根大螺絲釘,並沒有自由意志,當這個大家所依賴的大機器已經快瓦解時,他的臉色是凝重而無奈的,他知道日本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而前面看到的只是漆黑的一片。那時他是否已經預料到可能遭遇到無條件投降的命運,而後來他有沒有戰死或以戰犯被審判,有沒有被定罪,就不是我們這些小孩子所能知道的了。我們鄉下人魚肉是買不到的,但米和蔬菜還可到鄉下直接向農夫以黑市價格買到一些,所以反而是我爸爸偶而還會拿些米送他們,他們總是客客氣氣的接受,也會回送我們一點點日本醬菜。他們在我家待了三四個月,房租一樣付,顯然聯軍已經決定跨過台灣直接攻打琉球,軍隊調走他們也跟著走了。想想那些妻小也真是怪可憐的,隨軍隊的調動到處飄盪,連結交朋友的時間都沒有,上課更不用說了,小孩的教育只能靠父母在家裡授受。他們為什麼不把妻小留在國內,選擇跟隨軍隊到處流浪就不是我們所能猜測的了,後來家人是否跟隨到琉球,有沒有逃過戰禍的摧殘,我們也毫無所悉。

空戰:早些日子尚未完全停課時,我們學校有一部份校舍被日軍佔用了好幾個月,這段期間上課分成上午和下午兩梯次。有天剛好輪到我上早課,上了一半忽然聽到空襲警報聲,同學們來不及躲進防空洞警報就已經解除。回到教室上課不久,聽到好幾個日本兵在教室外面走廊上興高采烈的歡叫聲,原來他們正用望遠鏡觀看十幾公里外飛機場上空,有幾架美國飛機正與日本飛機空戰,他們因看到有架飛機被擊落而高興。我們課也不上爭先恐後爭著要借用望遠鏡來看空戰,眼睛勉強也看得見飛上飛下轉過來轉過去的飛機,只是不知那隻飛機是屬於哪個國家而已。過了五六分鐘左右吧,又有兩架飛機被打下來,我們跟著日本兵一起跳躍一起歡呼「日本萬歲」。不過他們也無法確定是不是所有被打下來的飛機都是敵機。有人打電話到軍部,一問才知道在空戰中被打下來的飛機全部是自己的飛機,沒想到樂極生悲大家傷心不已,下課回家連午飯都吃不下了。其實到了戰爭末期,日本軍工廠已經趕不及好好製造飛機,所有軍械都是用臨時工、趕著造出來的劣質品,空軍飛行官也是匆匆忙忙訓練出來的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這種空軍怎能和訓練有素,裝備齊全的美國空軍相比。那時的日軍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階段,我們這些小孩在敵愾同仇的感召下,早就把日本當作自己的國家。那時知道台灣是日本殖民地的小孩又有多少呢,就是知道了,難道我們就要站在炸毀我們房屋和炸死我們親朋的「敵人」那邊嗎。如果那些飛機不是美國飛機而是「祖國、支那」的飛機,那會有什麼不同。敵友有時很難區分,國共內戰時雙方為了爭奪權力,同族互相殘殺,比起外國人更加殘忍。在戰爭時民族是什麼,友人與敵人又是什麼,有共同安危、禍福與共的人就是友人,互相殘殺、禍福相抵的人就是敵人。在沒有「祖國」的歷史包袱,也還沒培養出意識型態、依靠直覺判斷的天真兒童心中,道理反而是那麼的簡單明瞭。

威武不能屈的日本兵:平常日本兵嚴守紀律,即使在走投無路的戰爭末期也不鬆懈,下級遇到上級時會恭恭敬敬的行軍禮,遇到老百姓雖不是個個彬彬有禮,但威武而不傲慢,有時還會點頭或微笑,至少我並沒有聽過他們欺負潭子鄉老百姓的事。有一天卻發生了一件棘手的意外。原來潭子街與東邊山腰軍營之間有一條寬約二三十公尺的小溪,橋的寬度勉強可以容納一輛吉普車通過。那天一個尉官自己開的吉普車到達橋中點時,另一輛校官的吉普車剛從對面開過來。我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日軍軍規誰有權利先過橋,但顯然那尉官與校官屬於不同單位,尉官堅持他有先過橋的權利而不肯讓步,因此校官與尉官就在橋上爭吵了起來。那官階低的尉官先是被罵「馬鹿野郎」和被打嘴巴,到後來被毆打腳踢成傷,他不敢回手反抗,但是死也不肯屈服。僵持不下終於鬧到從鄰近台中市派憲兵來處理這件事,把這兩位軍官一起帶走,結局如何我們便不得而知。從這個故事我們也可看出日本戰前訓練軍人的一點端倪,剛強自持,缺乏彈性,所謂的威武不屈的兵士也只不過是一部強悍的作戰機器,這也許是他們戰爭初期節節戰勝的原因,卻也是他們後來戰敗的致命傷,想一想在戰場上自己之間發生這種爭執還能和敵人作戰嗎,而在指揮部的情況又會好多少呢。

我曾聽過一則小故事,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不久,一個德國、美國和日本軍官坐在二樓陽台喝咖啡。三人都非常有自信自己帶的是世界上訓練最好的軍隊,互相打賭誰的軍隊訓練更為有素、更會打戰。美國軍官叫了小隊兵上來叫他們踏步前進,美國兵挺胸踏步前進,到達陽台邊緣時自動轉個180度,繼續踏步走到軍官面前喊停等候下一個命令。完了日本軍官也叫了一小隊兵士上來要他們踏步前進,他們雄赳赳的昂首踏步前進,到達陽台邊緣就在那裡不停的踏步,等到軍官命令他們停止才敢停下來。輪到德國軍官時,德國兵也一樣雄赳赳的昂首踏步前進,到了陽台邊緣他們視若無睹的跨越陽台,相繼摔落樓下受傷。表演完,這位德國的軍官很驕傲的說「現在你們知道誰的軍隊最勇敢了吧,這種軍隊才是所向披靡,世界上無敵的軍隊」。是嗎,讀者不妨想一想哪一國軍隊最會打戰,事實告訴我們,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三國中最早戰敗的國家,不久日本也跟著投降了,最後打勝戰的是服從長官,但自己也有判斷能力的美國軍隊,而不是只會盲從的德國和日本軍隊!當然這故事把問題過分簡化,但是做事有沒有自己的判斷力,能否自主是一種心態,做任何事都是一樣的。在我們文化裡,不管是軍隊或公私機關,自主的聲音往往是一個人前途的送葬曲,只有唯唯諾諾、處處服膺上級意旨才是得到信任和飛黃騰達的保障,卻也是一個組織無法超越自己的主因。

糖廠被炸:聯軍轟炸的主要目標是軍事基地和戰略物資工廠與倉庫,既然蔗糖是戰略物資,潭子糖廠當然逃不掉被轟炸的命運。果然有天下午聽到B29重轟炸機嗡嗡聲響後不久又聽到了隆隆的爆炸聲。聲音來自一、二公里處,潭子糖廠被炸的消息隨著爆炸聲很快傳到了鄉民的耳中,還聽說倉庫被炸毀時,堆積滿倉庫的蔗糖著火,警察和憲兵正在守衛以防被搶奪。白天視線清楚他們不准鄉民接近,一勺糖水難求的鄉民,除了惋惜外也不敢上前挑釁。當時剛好是夏天,傍晚天下起滂沱西北雨,在朦朧大雨中警察的守衛鬆懈下來,有人冒著生命危險開始搶出一包包的糖。警察大概想與其溶解雨水中流失還不如給鄉民搬走,他們因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再取締趕來搶奪的鄉民。父親看到鄰居背著一包包糖回家怎能不動心,為了家人的營養,他和我們工廠一個工人也趕去湊熱鬧。不久便看到從來不動手的父親全身被雨淋濕,背著一小布袋糖回來,那位工人一次背回了兩包,顯然他們都有點驚嚇,慶幸沒有被抓。糖燃燒時有部分融化成滾熱的糖漿,大雨之下上面覆蓋著雨水,有不少鄉民在視線不清的大雨中誤踏到糖漿,腳被嚴重灼傷。既然搶回來兩三布袋的糖,足夠吃一陣子,不用貪心冒被燙傷的危險再度去搶。糖的庫存實在很多,那天晚上鄉下熱絡不停,之後有好幾天商人混著一般民眾,絡繹不絕的從鄰近鄉鎮坐火車趕來搶購。戰時收入緊縮,為了賺幾個錢來餬口,父親要母親煮一大鍋竹筍絲清湯,讓我們兄弟妹妹到潭子火車站前擺攤。沒有半點油水的清湯竹筍絲一點吸引不了客人,兩三天我們沒有賣出幾碗,倒是家人個個享用了好幾大碗清湯竹筍絲。過了幾天這場意外的「嘉年華會」才慢慢平息下來,戰爭也更加接近尾聲。

與眼鏡蛇爭獵物:戰爭末期美機空襲越來越頻繁,學校幾乎完全停課,我們在家裡除了幫忙一點家事外,整天無所事事,或在家裡等閒或在稻田間遊蕩。上課有上課學到的東西,閒蕩也有閒蕩學到的東西,我們學會了不同獵取青蛙的方法,也學會了自製簡單的橡皮圈彈簧箭射取青蛙。限於竹筷長度,它只射不到十幾公分的距離,因此我們必須靠近青蛙、才能瞄準它射取它。青蛙在大熱天太陽下、喜歡躲在田埂陰暗濕地或水溝的草叢中,我們必須用手輕輕撥開草叢慢慢找,在大太陽下瞳孔緊縮,往陰暗處尋找青蛙並不容易。有一天我把茂盛的草輕輕撥開,看到一隻小青蛙,正聚集精神,小心翼翼伸出手用箭瞄準它時,突然發覺在旁邊離開我的臉不到十幾公分處有隻眼鏡蛇正挺直身子,兩眼以令人恐怖的光芒緊盯著我,同時張開嘴發出沙沙的怒吼聲,我嚇得臉色發紫往後跳了一大步,拔腿就跑。顯然那條蛇也正想獵取同一隻青蛙,那時我成為它的打蠟對手。可憐的青蛙,同是蒼生,它們生存的目的好像是專用來奉養我們這些畜生似的。話說回來,一隻小青蛙長大不知要吞食多少昆蟲和小魚,自然就是這麼現實而殘忍,以生命養生命,只有多愁善感的「高等」動物、人、才會為自然的生存法則和自然的食物鏈而動惻隱之心。從這次經驗之後,我再也不敢隨便用手撥開叢草,小時我常把父母和長者的話當作耳邊風,自己從嘗試與錯誤學習當然要難、也危險得多,印象卻特別的深刻,一下子學乖了也不易忘記,但這次可真是冒了一次生命的危險。戰時鄉下到處是蛇,如果那隻眼鏡蛇不是和我一樣的懼怕對方,我哪有逃脫的機會,到底在這世界上,人的智慧遠遠超越其他動物,所以也成為自然界中最會獵取,也最「凶殘」的動物。其他動物,除了鯊魚、北極熊和荒野中從未看過人的猛獸外,所有見過人的動物一看到人就會先避開,只有當他們認為不先搶攻,便沒有逃脫機會時才會主動攻擊人。也因如此鄉下雖有數不盡的蛇,被蛇咬傷而喪命的人偶而有所聞,但還是少之又少。而所謂的惻隱之心,也不過是人類對自然施捨的答謝和對其他動物犧牲生命的一種贖罪與感激的內心表現而已。

自然的教育:現在鄉下和都市的學校,除了設備和師資或有點小差距外,學習環境已經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六十年前鄉下小孩學習的方法與都市小孩完全不同,與現在的小孩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當時在鄉下天天與自然為伍,不管是家畜或野生,街頭巷尾到處是動物。現在都市的小孩在家裡很少養寵物,平常看到的盡是那些被沒有良心的人棄養在街上的,滿身的爛瘡、髒兮兮的狗,或到動物園看看關在木柵內、嬌生慣養專門供人觀賞的動物而已。當時動物的行為,尤其是性行為,鄉村小孩天天都看得到,不用人教也用不著看書,更不用偷偷去看A級片或色情小說,很自然的學到雞鴨、貓狗創造生命和屠宰家畜的過程。我們天天可看到動物的出生、飼養和屠宰,就是人的生死病痛小孩也隨時體驗得到。每小孩學會如何照顧和飼養動物,在家裡不是養雞、鴨、鵝就是豬、羊、牛等,小孩也學會種田、種菜、或種樹,我們這些事差不多全都學過。戰爭末期魚肉一兩難求,一個星期只有一天配到豬肉,一個家庭配不到半斤,到戰爭後期我們一家六口一個星期只能配到四兩豬肉,為了生存每家庭都養了不少家畜,我家也養了雞、鴨、鵝、火雞、和兔子,而且雖然那時每個人都餓著肚子,就是沒人會偷竊街上很容易抓到的別家養的家禽,偶而也會因抓錯了雞鴨爭吵,但不會發生偷竊的事。那時治安非常好,現在的人聽了都不敢相信,但確實每家庭晚上睡覺很少人鎖門,殺人放火絕少聽到。

後來我們把用來曬乾樹皮的庭院以鋤頭一鋤一鋤剷鬆成菜園種菜,平常除了拔草之外,早晚還得澆水兩次,也得經常施肥。肥料都是自然的有機肥料,也就是把糞便從糞坑舀出來,盛入桶內擔至菜園再一瓢一瓢、澆在蔬菜上,讓陽光的光化作用慢慢把臭氣化掉,養分逐漸被蔬菜根部的毛細管吸收。大肥惡臭無比,施肥是種菜中最令人討厭的工作,但是施肥完,快則一兩天、慢則四五天,本來毫無生氣看來枯黃的蔬菜葉子,會像奇蹟出現似的轉變成為生氣蓬勃的翠綠,種菜者感到生命的奧妙、喜悅和勞力的回報,樂趣自在其中。現在農人已經不再施用大肥,被取代的是無嗅無味的人工肥料,看到施肥後的綠色生機,猜想農夫還是會很高興,也充滿成就感,但興奮之情大概已經不再了吧。

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時,學生與被貶到鄉下的官員,大多被遣送到偏僻的鄉下勞動改造,他們改造的方法也不過就是做這類工作,所不同的是我們是出自於自己生活的需求,他們則是出自於毛澤東與紅衛兵無知的迫害。工作只是當作懲罰的工具而已,動機不在於生產,難怪不管他們如何的辛勞,到後來生產不出足夠的糧食,勞動改造,改造不成(請參閱訪問大陸的回憶)部份人還活活餓死。我們那時靠著自己雙手的勞力生產,沒有什麼好抱怨,生活雖然艱苦還沒有聽到餓死人的例子。

營養不良的徵候:戰爭末期大家營養不良,結果是人人很容易生病,平時最常看到的病除了瘦小外幾乎每個小孩手腳和頭部都長了爛瘡,和現在街上看到的流浪狗有點像。少數比較窮苦家庭的小孩,肚子也開始膨脹突出,形狀就像電視裡偶而見到的,非洲內亂時正在逃亡中的小孩一模一樣。那時鄉下醫生還不知道爛瘡的皮膚與脹大的肚子都是因為營養不良所導致,我們還以為是沒有洗澡,沒有把皮膚保持乾淨才長出來的。反正買不到什麼藥,所以爛也只好讓它爛,有時鄉下也可看到一群人圍著看賣膏藥的人。這些人多半是隨隨便便抓幾樣野草,提煉出藥膏騙幾個銅板,用不用藥都是一樣的沒有用。大家既然已經找不到營養食物和藥物,也只好讓皮膚爛下去,我們兩個兄弟也不能倖免,手腳與頭部都長了不少爛瘡,戰後營養稍為改善那些爛瘡自自然然就痊癒了,但到現在雙腳還可找到一些疤痕。這還不算,鄉下晚上蚊子橫行,很多人患上瘧疾,我家除了兩個小弟妹,年幼抵抗力較強沒有被感染外,家裡每個人都無法倖免。這種病一發作起來就發高燒,全身感覺冰冷顫抖不停,而且渾身痛疼有如世界末日,鄉下醫生束手無策。好在因患此病而死亡的例子少之又少。直到有一天從大都市的醫生口中得知,南洋進口了一種黃色、奇苦無比的藥丸非常有效,鄉下醫務所才把瘧疾慢慢的從我們鄉村一掃而光。

沒有壓力的日子:大戰期間對鄉下小孩子來說其實不是樣樣都苦,停課時整天在外面遊蕩不說,那時大家只顧三餐和生命,根本管不了升不升學,談不上升學壓力,家長們也暫時不必為小孩的教育和升學費心。既然學校上課與不上課並沒什麼兩樣,即便是上課日,小孩回到家裡也不必複習功課或做習題,所以晚上天天坐在外面乘涼,不是到處亂跑,便是到處抓螢火蟲。鄉下一到晚上燈光就是有也只是幾盞小電燈或油燈發出黯淡的紅黃光而已,因為沒有空氣污染,空氣清新,一到晚上天空有數不清的燦爛星星的閃爍,像億萬叢煙火一起點燃爆滿的天空,不同的是沒有震耳的爆炸聲,代替吵鬧的喧嘩是唧唧的蟲鳴,偶而流星劃過天空更引人遐思。有一段日子姑姑來跟我們同住,晚上坐在外面乘涼,除了享受星光與螢火蟲外,我們小孩總是吵著要她講故事。記得她知道的故事大半來自鄉下歌仔戲中的從前肥皂劇,亦即情愛故事,對情竇未開的小孩,一點都不覺得好玩,所以現在什麼故事都記不起來,但小孩子吵總得吵,她講還是要講,就這樣無憂無慮的度過了我們的童年。

戰爭帶來的極端艱苦生活下,正規的學習機會間斷了,換來的是在自然環境中、順其天然,從周圍事物的體認中逐步學習,無意中也養成了對自然的喜愛和尊重。日後感到西方征服自然,以改進人類生活的積極思想與態度,雖然值得落後國家人民學習仿效,但這種態度已然造成無法彌補的全球性氣候變遷,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的破壞,這些現象也僅是科學家已經偵測到的人為災禍,未預料到的災難會接踵而至還咬人類。到底自然是經過幾十億年的演變和進化,大則環境和氣候,小則在生物食物鏈的相互依賴和共存,都已經達到了動態平衡。人類觀念的突然改變已經造成自然的失衡,我們正確的態度是學習如何與自然和諧共存,在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下充實精神和物質的生活。人類從低等動物經過了數百萬年的進化才有今天的「人」和文明,而文明的滋生也不過是一萬三千多年的事。產業革命更為短暫,只經過不到三百年,比起十二億年宇宙的年齡和五億年地球的形成史是何等的短暫,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們一心一意只想利用自然,忘了好好保護它和經營它,這個有限的地球還能養活多久貪於享受和人口不斷增加的人類,這是需要所有國家和人民一起來深思的。把地球看為天體的一部份,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的破壞都微不足道,軟弱的生命卻已經受到了威脅,不能避免的地球再經過幾十億年,溫度必會逐漸降到宇宙的平均溫度三度K,在這種溫度下沒有任何生物能夠生存。當我們談到永續發展,從自然的演變說來人類和動物也只不過是無限時空中極為短暫的存在,對人類本身來說,這種存在應該有其特別的意義和價值,我們的努力正是為了人類存在時,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能夠享受自由自在而快樂幸福的生活,並在無限的宇宙時空中,留下值得自傲的一點記憶和痕跡而已。

戰前台灣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現代國家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取得乾淨廉價的能源,如何處理各類各樣的廢棄物,包括有毒和輻射廢棄物,以減低對環境的污染與破壞,並永續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空氣和水的品質對人類與地球健康的影響是很容易受到民眾注意的,因為這些污染人人體會得到。由於聯想到核子彈,大家對輻射污染最為敏感與恐懼,反之臭氧層的破壞和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溫室效應是全球性的災害,其影響不易為一般人所察覺,但和輻射污染一樣的或更為嚴重。在此我想談談六十年前台灣鄉下人是怎樣過活的,那時我們還沒聽到「環保」這個名詞,也毫無概念可言,一般人的生活習慣卻遠比現在符合環保原理。現在日常用的不易風化的石化產品如塑膠等尚未發明,還沒有方便但會造成環境浩劫的塑膠袋和保力龍等日常用品,主婦上街買蔬菜和肉類,不是自己帶個菜籃便是用簡單的草繩綁一綁而已,要買米,帶個米袋到米店以斗計量帶回家。如今很少人願意吃剩菜剩飯,當食物缺乏時很少人有剩菜剩飯,即使有、也會隔日再吃,不吃的留下來送給隔壁鄰居養豬,一根菜、一粒飯都不會浪費。報紙看完、可用來包東西或用來生火煮飯,一天下來幾乎找不到什麼垃圾,就是有一點也會在家附近收集成堆,偶而燃燒後把灰燼用做肥料。反觀現在,我們到超市不管什麼食物總是層層包裝,就是水果也先裝在保麗龍上、再以塑膠膜包住,有時要吃一塊餅乾塑膠膜撕不開,似乎是製造商故意設計來考驗我們和自然環境的耐心,一天下來單單這些沒什麼真正效用的塑膠產品就可裝滿一大塑膠袋,只是用來滿足塑膠商人的生意經和消費者的小方便。以前衣服、生活用品和家具總是用了再用,破了補了再補、壞了修了再修,不像現在政府在生意人的壓力下,要大家只要有點舊馬上汰舊換新以製造新商機,卻不想想有否真正提高了我們的生活品質。那時就是人的排泄物也利用來當肥料,不會浪費掉,因為沒有私人汽車,大家不是走路便是以腳踏車代步,沒有廢氣也沒有空氣污染。在農業社會裡人的流動性低,不像現在動不動就到國內或國外景點旅遊,所以那時交通量很低,汽車火車班次遠不如現在頻繁。當然不是所有舊時的生活習慣都是健全的,燒碳或木材會污染空氣,糞便未經處理就用作肥料,裡面寄生蟲蛋、很容易又從食物潛入體內,我家小弟、有天醒來發現口中有隻長達十幾公分嚇人的寄生蟲,自然肥料處理不當衛生是大問題。到底古代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不可能適合於現代工業社會,但那時勤儉的生活習慣與態度卻值得現代人仿效。地球的資源有限,人口控制困難,節省資源是少破壞自然環境和生態的最有效方法,做得好也不至於降低生活程度。其實誰都知道這種淺而易見的道理,能夠身體力行才是關鍵,我就天天看到那些言行不一的政治和社會領袖,他們每餐大魚大肉,坐的是喝汽油如喝開水的超大型驕車,他們只會用大道理來賺取選票和名聲,卻從來也不檢討自己的行為。這些人講了一大套大道理也只是白講,因為民眾競相模仿的是這些名人的實際生活方式,言行不一反而會造成民眾意識的錯亂,以為奢侈華貴的生活方式代表個人成就,才能獲得民眾的尊崇和敬重。台灣近幾年來在生態保育工作的推動進步不少,即將消失的本土動植物慢慢再出現,台灣處於亞熱帶,溫度適中雨水豐沛,動植物生命力旺盛,只要我們注意到問題並稍微用點心很容易做好保育工作。河水和垃圾問題則仍有待努力,與其建造焚化爐時抗爭不斷,不如大家用心減少垃圾量,而有毒廢棄物則需靠商人培養公德心,以最先進的科技來處理,政府也需嚴密管制並嚴格執行環保法律。

        提到產業政策,從台灣永續發展的觀點來考量,我們必須認清台灣是一個人口密度高,土地、水、空氣與其他自然資源都非常缺乏的國家,唯一不缺乏的是人力與腦力,知道了這些特性我們便不難制訂最佳久遠的產業策略。台灣必須往高知識和智慧、高收益、少污染、省能源與資源的產業發展,像養豬養雞業、石化工業、鋼鐵工業、塑膠工業等都不適合用來賺取外匯,製造足夠自己用的產品也就可以了。很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只顧發展經濟和賺錢而忽略了生態與環境的保護,也不能忽略了培養人民的公德心,不能縱容貪婪的人性。我們必須認清高消費和豪華奢侈與高生活品質不能畫上等號,我們該追求的是高生活品質和心靈豐富的人生,不是物質富裕,高度浪費和心靈貧瘠的生活。我們也不能因經濟發展的需要就佔到未開發國家人民的便宜,也就是說我們自己所製造出來的廢棄物,盡可能由自己開發技術來處理,不能以廉價賣給窮國家,用破壞外國環境來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他們遲早會怪罪我們是醜陋的台灣人,就像RCA在台灣污染環境,二十年後仍然被我們唾棄為醜陋的美國企業。國家和個人一樣,需要有責任感與功德心,要不然每國家都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世界永遠不會有太平的一天,況且地球只有一個,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的破壞不限於哪一個國家。  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