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台灣：1988年夏初，我應清華大學材料系
第一次我對台灣教育之恩感到歉疚是1967年的事，是我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的那年。因為來美時的一張單程飛機票，我參加了富爾佈來得留學生旅費獎助金考試，幸運的或不幸的考中了。幸運的是我早已經申請到獎學金，不必為留美的生活費用擔心，但旅費仍無著落，有了旅費獎助金我就不必再為飛機票擔心。不幸的是拿了此獎助金，我只能申請到「交換學生簽證」，此簽證規定學生一拿到學位就必須馬上回國服務。1966年底我一拿到博士學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延期出境，移民局只准我繼續留在美國兩年做博士後研究，而台灣的「在台美國基金會」主席則一再地催促，台灣急需科學研究人才，要我馬上回台灣為國效勞。雖然我認為在實驗物理科學，沒有博士後研究經驗，要做好獨立研究工作並不容易，但在台美國基金會主席，一位華裔美人，卻來了一封措辭非常強硬的信要我馬上回台灣，否則必須立刻償還旅費，我決定償還旅費繼續留在美國做研究。在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極力推薦下，移民局終於批准我留下來，但我心中首次感受到台灣教育之恩和沒有學成回國服務的虧欠與壓力。
1989年在清大陳教授的勸導下，我同意回清華做一年的研究訪問，中研院物理所一位表面物理研究人員，方建雄先生聽到我有意回台灣做長期訪問，馬上爭取我到物理所。當時物理所林所長任期早已屆滿，所長暫由何先生代理，物理所研究風氣和成果遠遠落後國外，就是在國內也無法和好大學相比，院士們一再地勸吳院長從美國物色新所長，把物理所帶上來。因此吳院長正積極尋找物理所所長，方兄極力向吳院長推薦，希望他聘我回來當所長。1990年春天，我以國科會特約講席回國講學之便，又和吳院長見了面，我們理念相同談話投機，他經過一番思考後首肯聘請我回來當物理所所長，該年九月上任。當天晚上我和清華與中研院物理所，陳兄、方兄、姚永德和謝雲生等人還到龍普飯店晚餐慶祝。1990年台灣學術界還非常保守，中研院除了新設立的所外，舊所的所長很少由初次回國學者擔任。也許吳院長遭人反對，要不然就是他心中有些猶豫，有一天在賓州大我意外的接到他的信，說他要我先以訪問研究員身份回物理所，半年後對台灣情況瞭解比較清楚時再聘我當所長。我收到這封信感到驚訝，馬上回封信給他，信中說如果我只想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我沒有回台灣的理由，我是想幫助台灣提升物理研究才想回國服務，除非能當行政主管，我將很難推動這個理想，也就是說我回台灣服務將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果真如此我想重估我回台灣的計畫。料想一方面吳院長沒有找到更適當人選，一方面在他詢問國外院士的意見後，決定不再變卦正式聘請我為物理所所長，依本來約定該年九月一日上任。
1990年台灣還沒有真正開放，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下，由剛去世的蔣經國總統指定為繼承人不久，但缺乏政治班底的他，孤軍受到朝野的夾攻。學術界人士同樣抱著兩種不同心態，屬於和回國學者不同單位的一群人，很高興終於有資深學者願意回國，國內停滯不前的學術研究加入了生力軍。另一群人屬於歸國學人同一單位的人，他們認為國外回來的人是從天空而降的降落傘部隊，回來和本地學者爭搶好職位。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前者因為自己的利益不直接受到影響，能以寬容客觀的態度替國家學術進步著想，而後者則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想不了那麼多，說來也無可厚非。至於我看到1980年代後期，台灣的學術研究經費每年增加約百分之十五，在美國學術研討會遇見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的台灣年輕學者，住的是五星級飯店，飛的是商務艙，並且都以計程車代步。而美國因為研究經費年年緊縮，我們這些奮鬥了二三十年的資深教授，住的是三星級飯店，以公車代步，看到台灣同行所受優厚待遇又有多少人能不羨慕。然而我之所以想回台灣最大原因是曾被台美基金會主席責備過，在心中一直感到虧欠，所以那位不通人情的華裔美國外交官，也算是盡了他的職守，替台灣「抓到」一個資深學者回來。當然另一個原因是受到台灣同行一再地勸說而盛情難卻，和看到他們對科學研究充滿了憧憬和熱誠的緣故。總之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後，想闖出一片新天地，我真的從滋養我職業成長的美國，回到了滋養我生命成長的故鄉:台灣。▲
初在物理所的日子：台灣政治體制在1990年左右變化很快，民進黨剛成立不久，仍須以遊行和靜坐爭取民主自由，刑法一百條還沒廢除，政府還在舊國民黨勢力的控制下。中央政府機關中上級官員，除了少數與外省人關係特別密切的本省人外，清一色是外省人，且本省人也都半只能當副手，他們入官的先決條件是懂得奉承和必須加入國民黨。在鄉下人心目中，中研院是高高在上的御用學術機關，我們有些鄉下親戚知道我並非國民黨黨員，他們無法相信我回來當的真正是中研院的物理所「所長」。內人台中鄉下的一位醫生親戚就一再的問我們，所謂的「所長」到底是那個「ㄙㄨㄛv」字，他不認為本省人有機會當中研院物理所的所長，以為只因我剛從美國回來，國語發音不清的錯誤。內人還半開玩笑的回答他，就是「廁所」的「所」字，重複了好幾次他才終於相信。當然很多人問我，是否以前就和吳大猷院長有私交，我說只見過他兩面而已，並且告訴他們吳院長聘請誰應該不會受到認不認識的影響。當時很多本省人，甚至於住在台北的朋友，對我當上所長事覺得不可思議。台灣的確變得很快，想想那也只不過是十三、四年前的事！
談到吳大猷院長，我和他還真是有點緣分，我第一次看到他是1956年的秋天，那時我是暑假剛過不久的師大大二生。應該是十一月吧，
在物理所頭兩年過得相當艱苦，首先我對台灣一般公教人員心態毫無瞭解，自己的性格太僵硬，缺乏彈性，不會接受我認為不對的陋習，該改的一定要求大家馬上改。在中研院或甚至於在台灣學術界，我們物理所可能是首先每年對研究人員做詳細評鑑的所，1991年春天就已經開始。還好一般說來我們雖然嚴格些，但作法很公平，一方面所內同仁還尊重我的構想，只要利益沒有直接衝突的，都不會反對。在國內我很快獲得物理學界同儕的尊重，雖然對物理學會的會務不特別熱心，卻被推選為物理學會會長，後來也推不掉真空學會會長的職務。特別是物理學會，在回來的第二年理事會就推選我為中研院院士候選人，如果不是他們的提名，院士中沒有一個人的領域和表面物理有絲毫關係，要由他們來給我提名簡直是緣木求魚。院士提名方式多少靠個人機運，如果你沒有認識的院士，你被提名的機會小之又小，有些重要的物理和應用物理領域，二三十年來一直看不到半個院士，有一天偶然的機會，一個名聲特別響亮的人被選上，過了幾年院士會議就擠滿了該領域的人，電子工程學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實這種情況在哪一個國家都一樣，也不能只怪我們，人本來就喜歡生活於自己熟識的圈子內，不習慣到把眼光放遠，去看自己環境以外和未知世界中的人和物。即使我們能把心胸放寬，我們又怎能正確的判斷行外人的學術成就，這正是每屆院士選舉時困擾著大家的一個問題。
第二年有件事搞得我頭昏腦脹，無所適從幾乎擊垮了我的意志，假如不是年輕時靠著獨自奮鬥完成大學和研究院教育訓練出來的忍性，我大概會放棄又回到美國。當時美國高能物理界正在籌建超級粒子加速器，需要經費高達100億美金左右，由於價格太過昂貴，美國政府希望世界各國能分攤部份費用。美國高能物理學家積極找外國政府贊助，台灣既然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正在起飛，當然也被列入考慮。在美國的華裔物理學家，地位崇高且積極想對美國高能物理界作貢獻的
台灣該不該參與這麼昂貴的研究計畫的爭議，在1992年院士會議期間達到了頂峰。有天早上六點左右，我在家裡接到了
1992年七月院士會議期間也是物理所諮詢委員會開會之時。既然我不公開支持台灣花費二十億來參與美國超級粒子加速器（SSC）的建造，所內少數推動此計畫的高能物理同事，把它誤解為我不重視他們的研究工作，向諮詢委員表示所內有嚴重的人事糾紛。很遺憾的是雖然物理所進步迅速有目共睹，少數諮詢委員仍然相信這些人的話，認為我雖然是一個好科學家，行政能力令人質疑，所長做的並不成功，對我的續聘深感猶豫。另一方面，碰巧該年我在物理學會的推薦下，也是院士候選人，到底這件事怎樣影響我的院士選舉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當時我感到的是四面楚歌的困境。在物理所諮詢委員會會議上我向召集人楊先生解釋，少數人反對我的真正原因是我從未表明支持SSC的緣故。我特別強調物理所是因為我有大刀闊斧的決心，才能在短短兩年內看到顯著的進步，如果中途而廢，則將前功盡棄。弄清楚真正原委後，他一方面支持我的作法，一方面也支持我的續聘，所長一職有了他相挺總算平安通過。而院士會議我在第二回合，幸運的終能在李遠哲等院士等人的支持下上榜，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一般學會推選的院士候選人，因為在選舉時沒有同行院士為你發言支持，很難被選上，我的當選是少數成功的例子，的確是第一次就成功的少數幸運例子。▲
物理所所長職務：院士會議期間在美國和國內評審委員們的角力下，台灣科學界最後決定不參加超級加速器的建造計畫，美國也在得不到國際和國內支持下終止這項計畫。我繼續所長職務，總共當了三任九年，才因職務年限已到而卸下所長職務。在職期間我堅持物理所發展的大方向和追求卓越的決心，以身作則，不因忙碌的行政職務而鬆懈了研究工作。我對所內所有同仁要求雖然嚴格但絕對公平，不因領域不同而有所偏頗，一旦得到多數同仁的信任，所內人事很快轉為和諧。
所內行政工作全由歷任數位副所長，特別是
總之物理所發展得很順利，在幾年內從台灣遠遠落後的第三名進步到稍微超越台灣最好的物理系所。論文數目和品質也趕上歐美日好大學的物理系，當然要達到先進國家第一流研究所水準仍需努力，但九年辛勤總算沒有白費。而且物理所的進步和追求卓越的精神，多少刺激並開闊了台灣物理學界的視野與自信。有人批評我治理物理所是貪圖安逸的無為而治，其實不然，科學家身為高級知識份子，最有效的激勵方法是以自己作榜樣，培養他們的競爭心和自尊心，並時時鼓勵他們，讓他們自由發展。太過於細膩的經營 Micromanagement 反而會傷害研究人員的尊嚴和創造力，得不償失。
台灣不管在政界或學界，做好工作往往會得罪別人，反而得不到掌聲，處理好人際關係和懂得迎合和奉承才重要，況且在任內因為SSC事，遭受到雙方的誤解，心中芥蒂不易消失。本來就沒有什麼雄心大志的我，卸任所長職務後已經到了與人和與世無爭的年齡，只想把剩下的時間專注於研究工作和培育有自主能力的年輕研究員，並開始發掘業餘興趣而已。好在對行政工作沒有多大興趣的我，志願當所長也只不過是不惑之年一時的衝動，想要帶領大家提升台灣物理研究工作，既然已經享受過這個機會，不管作得好不好有沒有人欣賞，自己也應該滿足。人上了年紀，不再有什麼期待，只希望能對學術研究和培養與協助年輕人的自由發展繼續盡點微薄之力而已。人生一步一步走來，一步一腳印，留下一點痕跡，再也沒有什麼遺憾可言。生靈像雨水，除了滋養大地欣欣向榮，也從涓涓細流聚合成湍急的溪澗，又壯大成河奔向浩瀚的大海，個人不過是從天而降的一顆雨滴而已，今後我該學習和追求的是心靈的滿足和平靜。
在回台主持物理所期間家人、二妹幸如和妹夫
黃昏的回顧： 在退休時每個人應該對自己一生的做人和處事做個簡單的回顧，這既是反省也是辯解。想想我一生每當做事不稱意或與別人意見不合而有所爭執時，同事或同行總會告訴我「你真是一個學者！」。學者應該是一種尊稱，但在一個人不如意時奉送他人，卻令人眼花撩亂不知所措，不知是安慰或同情，抑或是罵人過分天真無知，和不懂得人情世故的風涼話。到底什麼是學者，簡單的說他是一個一生不斷的在學習，在思考，在追求真理和培養智慧的人，而學者風範指的應該是一個人的正直、有原則、不好功利，也不在乎別人關愛的眼神，堅持理念和不懈的為理想奮鬥的品格。一個人如果這麼單純、脫俗，那只要把學問做好和好好用腦筋創造出更多的知識，那還有什麼值得他感到不如意或與人爭執的事。絕大多數學者不是那麼超凡，他們無法擺脫俗念，希望他人能接受或欣賞自己的看法和作法，也想得到他該有的權益，說一句俗語他們也渴望別人「尊重的眼神」。不管在哪一行業總有些人會以使命感為名，追求民眾欠缺理性和判斷的、對自己的崇拜，像搖滾音樂歌星一樣的經營聲名。不論什麼地方，東方社會尤甚，「官大學問大，位高智慧高」，對專業的尊重遠不如對權位的崇拜，環境的目濡耳染，使人很難完全忘記追求權位。到底我是不是一個全心全意追求學者理想的人，抑或僅是一個不知足而喜歡嘮叨和牢騷滿腹的人，沒有一個人當了球員還能當公正的裁判。至少我自認為是一個努力工作，努力追求理想的人，只因怕失去原創性，天天強迫自己多動腦筋而忽視多唸書的益處，也因此學問有限。好在年輕時不管做什麼事都想自己動手，從實務的經驗和實踐的態度學到不少新東西。我不刻意、甚至於厭惡太喜歡經營人際關係的人，和李院長一樣輕視那些利用職位整天找機會剪綵和開幕致詞，沈溺於作秀的人。我崇尚學者良知，性情固執，講話正直有時還會被批評為偏激，雖然知道妥協的重要卻往往做不到，因此得罪他人在所難免。至於我是否就是自己所描繪和所想像的人，那也只能由讀者從我的言行和這本書的內容去推敲，至少那就是我的自我辯解，也是我自我設定的一生追求目標。重要的是在一生中對學術發展、對人才培育和對社會與國家，我都已經盡了一份微薄的心力。▲ 回到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