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賺了錢 百姓能得到什麼
鄭天佐／中研院院士（台北市)
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提出洋洋灑灑五百多項共識，幾乎想得到的好辦法全都列入共識中。會議完全忽略推動這些共識所需龐大財源何來，而且很多問題也未對症下藥，有避重就輕之嫌，值得商榷。兩岸經貿，經續會共識的基本精神是透過直航和三通等逐漸開放。李前總統與台聯批評政府只會迎合財團，資源與產業外移將給台灣帶來嚴重的失業和貧富不均。另一派人則認為要提升台灣國際經濟競爭力，鬆綁是最佳政策，也是主流民意。
不錯，不管做什麼事，愈少受到限制愈能自由發揮做好，也愈有競爭力，台商當然也不例外。但對台灣一般百姓而言，資源和產業的外移造成國內人口的失業和本土產業的空洞化。西進台商和財團的國際經濟競爭力絕對不等同於台灣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國際競爭力也不能凌駕人民福祉之上。所謂的主流民意更可能是強勢的台商，在政黨和媒體配合下長期宣傳的結果，不是專家經過審慎分析所得最佳策略。
在台灣雖然軍公教已經有相當健全的職業保障和退休制度，農民和勞工沒有類似保障，我們也還沒有全民社福制度。特別是國家未建立周全的失業保險制度前，失業者得不到照應，往往成為社會的嚴重問題，討論往外投資不能忽視可能造成國內人口失業的社會衝擊。
從大體著眼，西進對台灣國民平均所得和國家整體財富的效應並不難做粗略估計。二○○五年台商投資中國市場佔對外投資總額的近四分之三，因此我們可以概略的把台灣和中國當作獨立系統。現今台灣國民平均所得約為中國的約二十倍，但人口則只有五十分之一，如果兩岸直航全通，經貿毫無管制，兩岸國民所得很快會拉平，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也會急速下降。唯有用管制減慢台灣資源外流，或促成台商利潤的回流，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才有可能提升。
因此如何管制兩岸經貿關係以達到雙贏，但同時促成台商和財團利潤的部分回流，用以照顧台灣因產業外移所造成的失業人口，才是政府首要推動的工作，而不是專注在鬆綁和直航腳步的快慢上。誠然積極開放會提高西進台商和財團的國際競爭力，但這並不保證台灣國際經濟競爭力和百姓生活水準的提升，更可能的是造成貧富嚴重不均。台商和財團在中國賺錢，政府增加了多少稅收，台商利潤回流了多少，而一般台灣百姓得到的是什麼，這些都需要事先審慎評估並研擬對策。
其實財團是強者，明或暗他們永遠會透過各種管道，左右政府政策照顧自己。筆者認為政府除了訂定優先順序，逐步實施經續會好的共識外，在對外經貿議題上，現階段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健全的失業保險制度照顧台灣的失業人口，和重新訓練這些人轉業，更重要的是以優惠條件，鼓勵投資生根台灣的高創新和智慧型產業。
【
|
|
|
|
|
【葉萬安╱經建會前副主委（北縣新店）】 拜讀三日民意論壇鄭天佐院士「台商賺了錢，百姓能得到什麼」大文，似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又未見國外實例佐證。為免以訛傳訛，特提出本人淺見，先就產業外移，是否會造成本土產業空洞化與失業增加等，提出實證研究。
先就新加坡來看，新加坡是世界上完全開放的經濟體，其經濟自由度，在全球一五七個受評比的經濟體，多年來穩居第二名僅次於香港，台灣卻從一九九九年的第七名「完全自由」的經濟，今年卻倒退到第卅七名，六年來大退三十名，淪為「大致自由」的經濟體，代表尚有許多管制，顯示新加坡經濟開放的程度遠高於台灣。
可是六年來新加坡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五，台灣只有百分之三點六，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以美元計，新加坡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點二，台灣只有一點九，不及新加坡一半。 六年前台灣出口超過新加坡百分之七點九，去年新加坡反大於台灣百分之六點五，因此，新加坡出口在世界排名，自六年前的第十五名，去年升到第十四名。同時期台灣從第十四名倒退至第十六名。
再看失業率，新加坡自六年前的百分之二點八，目前降為百分之二點六，台灣卻從百分之二點九上升到百分之三點九。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近六年來，對大陸投資高占其GDP的百分之二點二，遠較台灣的百分之一點四，高過三分之一。
新加坡這樣高度開放，對大陸投資遠超過台灣，絲毫沒有產業空洞化的感覺，經濟持續的繁榮發展，國力不斷增強，失業率下降。顯然，「經濟的開放」、「產業的外移」與「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沒有必然關係，其關鍵在於政府能否有健全且持續的經濟政策，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而定。
再回過頭來看台灣，二○○一年台灣經濟淪為五○年來第一次負成長、每人GDP大幅下滑、失業率大幅上升。主要因陳水扁執政後，放棄過去長期以來，以經濟建設掛帥的策略，而改以爭取「選票」為國家施政的第一要務，在毫無預警下，將已興建三分之一的核四發電廠停建，重大政策的反覆無常，缺乏一貫性，嚴重破壞投資環境，加以政府治國無能所致。當時兩岸政策並無改變，與兩岸經貿有無開放無關。
至於鄭院士大文指出的，「兩岸直航全通，經貿毫無管制，台灣平均國民所得會急速下降。」可能受到呂副總統關於兩岸直航，台灣會澎湖化的影響，這可能只是呂副總統脫口而出，並無根據。
事實上澎湖與台灣落差很大，在兩地交通改善後，若澎湖不改善投資與生活環境，甚至觀光資源也未有效的開發與管理，加以澎湖無其他優勢，不僅無法吸引台灣本島人士前往，當地人也難留得住。
然而台灣與大陸情況，與澎湖和台灣完全不同，不僅兩岸各有優勢，而且在經濟發展層次、國際接軌、生活環境，台灣遠高於大陸，尤其台灣民主化程度，更非大陸可比，也是大陸人士嚮往的所在。
因此，兩岸直航全通後，兩岸經貿與人士相互往來更加頻繁，將是必然現象。而且一九八八年台灣解除戒嚴、開放赴大陸探親以來，台灣的每人所得，快速上升，每人GDP自一九八七年的五二九一美元，至政黨輪替當年二○○○年增至一四五一九美元，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八點一，並未發生急速下降的現象。 |
回響》面向世界 別單鎖住中國
鄭天佐／中研院院士（台北市)
葉萬安前經建會副主委提出新加坡近年來經貿發展數據，反駁本人三日文章，本人有受激勵的喜悅，謝謝指教。
本人清楚說「不管做什麼事，愈少受到限制愈能自由發展，也愈有競爭力」，但本人重點放在「國家競爭力不能凌駕人民福祉之上」。本人想問的是台商個人賺了很多錢，台灣的外匯存底高居世界第三不下，但是我們政府從他們手中抽到多少稅。台灣的貧富不均和衍生社會問題近年來愈加嚴重，建立失業人口福利非常迫切，所需經費是否要全民埋單。
如果台灣和中國在經貿上直航全通，則台灣平均所得會被拉下，當然不是完全相等。即使是同一國家，東京和北海道或琉球，或台北和澎湖或台東，由於政治造成之資源分配和地理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居民生活水平也非常懸殊，這是簡單常識。台灣的民主政治永遠是經貿上的優勢，本人完全同意。
其實本人強調的是現階段政府首要工作在於建立失業保險制度，重新訓練這些人轉業，並鼓勵投資生根台灣的高創新和智慧型產業。本人不只不反對還曾撰文催促台商往全世界發展，不要單單鎖住中國市場。
另本人也曾撰文反對中途停止核四的興建，所以兩人觀點不完全矛盾。惟一再地強調政黨輪替前經濟成長率遠比現在快，未免把問題太過簡化，別忘了主導當時經貿的李前總統一直主張戒急用忍。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會逐漸轉慢，台灣現在經濟成長率還高過美、日、歐等國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天麟專欄》台灣澎湖化已是現在進行式（二）－－從鄭天佐院士與葉萬安前副主委論辯說起
日前中央研究院鄭天佐院士在聯合報刊了一篇讜言，說：「現今台灣國民所得為中國的約廿倍，但人口則只有五十分之一，如果兩岸直航，經貿毫無管制，兩岸國民所得很快會拉平」。對此，經建會葉萬安前副主委持不同意見，並舉新加坡之例予以駁斥，認為：「新加坡過去六年對中國投資高占其GDP之百分之二．二，遠比台灣之百分之一．四高，但未聞被邊陲化，其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五，台灣只百分之三．六，一九八八年政府開放赴中國探親以來至二○○○年政黨輪替，台灣的每人所得平均每年增加八．一％，未發生急速下降現象，可見事在人為，非關兩岸經貿之開放」。一向主張大膽西進的經建會前副主委出面捍衛其政策是人之常情，但卻有幾點盲點亟需加以澄清，以免誤導。
第一，副主委所舉「新加坡近六年對中國投資高占其GDP百分之二．二」是很有爭議的。我們不能以維京（Virgin Island）之對外投資占維京GDP之比，來衡量其對維京國內經濟之影響，同理，「準租稅天堂型」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對中國之投資亦具有很大的虛偽性，因為其中很多是台資的化身，貿然以此與台灣比，必產生很大的扭曲，何況台灣對中國之投資占GDP之實際數遠比百分之一．四為高。
其次，該文「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赴中國探親以來，台灣的每人所得快速上升，至二○○○年政黨輪替，平均每年增幅百分之八．一，並未發生急速下降」的陳述亦有避重就輕之嫌。事實是，台灣未與中國經貿往來前的一九七○年代，每人GDP之增幅為百分之十六．四，一九八○年代為百分之十五．三，一九九○年開放對中國投資後急遽下跌，一九九○年代為百分之六．八，僅及未開放前的百分之四十，由龍頭跑到龍尾，二○○○年積極開放後更是跌至百分之二．○四。台灣經濟之邊陲化還不明顯嗎？
葉前副主委對「產業外移」之認知，也是帶領台灣迅速澎湖化的關鍵因素。「產業外移」顧名思義是移到「外國」，為此產生邊陲化之可能性不是沒有，但不顯著，也不嚴重（因有語言不通、文化不同等先天障礙之阻隔）。但其移動若產生在近距的同文化、同語言之間或被其國內化，即此種移動，必然會產生小經濟體之一方被大經濟體所吸納而邊陲化之現象。葉前副主委在整篇陳述中將中國稱為「大陸」，即已表示台灣企業到「大陸」係屬國內移動，經建會的各種統計表格亦都將中國列為「大陸」。帶頭的政府如此，企業當然會以中國為國內，視落根、技術移轉、市場之讓渡為當然，對投資台灣之執著即相對薄弱，這才是台灣近十六年來與中國經貿交流過程中，迅速超越「產業外移」之應有節制，演變成「經濟統合」、「台灣澎湖化」的主要因素。
顯然，鄭天佐院士對「兩岸直航三通、經貿毫無管制，台灣平均國民所得會急速下降」之焦慮，是有其根據的。當今台灣之還能享有三％至四％的經濟成長，薪資所得雖未成長但還能維持過去水準，說一句不客氣的話，靠的是對中國投資還有四十％上限規定及一些禁止類的限制與暫不直航的國家政策。我們還不感謝這些管制規定嗎？（作者為前國策顧問）（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