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求學術卓越的根本問題

        每個社會都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只要社會中每份子都能發揮長才，社會便會進步。地狹人稠的台灣，要加速人民生活品質的改善，最佳策略是創造「智慧社會」和「智慧經濟」。訓練大量具有分析、思考、判斷和創新能力的人才，追求卓越的學術和科學研究，累積智慧資產以升級品德和產業，才有希望達成這目標。

台灣為了促進科學研究和提升學術水準，十多年來邀請了不少國外著名資深學者回國服務。這些年來我們每年發表論文數目已經大幅增加，發表雜誌的衝擊係數和論文被引用次數也愈來愈高，但令人失望的是我們在國際學術排行榜，反而有逐年下滑的趨勢。到底出了什麼差錯，學者為此爭論不休，各種未經審慎思考的應急策施，如追求學術卓越國家型研究計畫和大學整合計畫，相繼出爐。但是只要我們沒有先找出真正原因，並徹底改變我們對學術研究所抱態度，則不管怎麼做都只會浪費精力和資源，我們都沒有達到世界一流的一天。

我們在國際學術排行榜滑落的原因是外國進步得快，使我們的研究工作看來相對的遲滯不前，該問的是為什麼我們的進步比外國緩慢。我認為原因很多，首先政府在學術研究的投資，成長既不穩定也嫌不足，對年輕人投入研究行業和研究人員專心於研究缺乏吸引力和鼓勵作用。再來社會和媒體的「官大學問大」，「位高智慧高」的錯誤觀念，引誘傑出學者熱中於行政工作，忽略了更重要的提攜年輕學子和當他們「研究學者」榜樣的責任，年輕學子沒有機會認識真正專心於研究的學者，反而以不再活躍於研究的學者做榜樣。這些多少會阻礙學術進步，但我們最根本的問題出在於學者薪資結構缺乏彈性，和學者無法擺脫舊文化思維的束縛。

在我們社會裡，學者扮演的是「清高」的角色，學者應該不齒於名利。其實追求舒適的生活，安居樂業是多數人的人生目標，況且他們對家庭也有份責任，只要手段公正，得到名利有何不齒。在我們社會裡，學者必須承受比其他行業更高的道德標準，不知多少有興趣也有能力於學術研究的年輕人，因而選擇了收入豐富的醫生、律師、經理和工程師等為職業。我們要吸引第一流人才投入學術研究，不能捨本逐末，只靠宣導和鼓勵，有彈性和競爭力的薪資結構才是吸引年輕人的良方，也是唯一的藥方。

另外，孔孟教導的是中規中矩的文化，是嚴守倫理的社會，個人對權威的挑戰被視為是不尊道的行為，社會份子缺乏冒險精神，不僅如此，思維獨特的人往往會遭受到社會有形和無形的壓力，這種文化觀念和追求學術卓越背道而馳。我們的知識份子，不管講話或文章都會引經據典，也喜歡引用名人古人的名言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試想和名人古人的觀點大同小異，那自己又有何創新？更荒謬的是引用的多寡和好壞，往往成為一個人有沒有學問的唯一指標。過份浸淫於歷史文化和豐富的學識，缺乏對原創性和創意的欣賞和尊重正是阻礙學術卓越的主因。

西方學者一樣會引經據典，但目的不同，他們為的是對過去學者權益的尊重，一方面也要表明自己的成果和那些人有所不同，意在於證明自己沒有抄襲和強調自己的創新。在西方社會裡，有創新的論文和著作才有價值，把歷史名人的論點重新排列組合，做點小推論，可不是一個有大志的學者會做的事，這種人更不會被認為是傑出學者。1905年，當愛因斯坦達到二十六歲，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在一年內發表了影響二十世紀物理至鉅的，性質截然不同的三篇理論論文，而他所用數學卻淺顯得不超過我們高中生的數學程度。從這個例子我們不難知道，科研最重要的是創造新觀念，豐碩的學識其還是次要的，這點完全與我們傳統觀念不同。如果我們不把已經「習以為常」的錯誤觀念徹底改掉，不管我們如何的努力，也只能在平凡中打轉。

我們還有一個與追求卓越相違背的性格，那就是盲目的崇拜權威，沒有膽量挑戰或超越他們。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連這種勇氣和志氣都沒有，那我們還是省下時間和資源，心甘情願的當個老二。我們要訓練的是胸懷大志，有冒險精神，有自信，敢於挑戰並超越自己和權威的，能夠發揮自己潛力極限的科學家。（自由廣場， 6/18/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