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心、 大和魂 和中國結                             

 

        李登輝總統即將卸任, 在他主政十二年間, 他的每一言行都難逃反李派尖酸刻薄的批判, 就是他身任主席的國民黨同志和他所全力提拔的高級官員, 到後來或明或暗幾乎全部背叛了他, 在國民黨內擁李派已經是需受環保署保護的稀有動物, 甚至於被認為李登輝暗中支持的陳水扁, 也因在總統競選關鍵時刻被李不留情面的批評, 不再把他看成朋友, 阿扁在拜訪國民黨大老時還故意出言冷落李總統, 所以看來他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處境。 但李總統也不必灰心, 民調顯示高過百分之七十的新台灣人認同他對台灣民主改革的貢獻, 只要他從此不過份被自己率直的個性所左右, 歷史必會還他一個公道。

 

        要瞭解李總統, 我們不妨從他的成長、 教育、 從政和留學生涯時的經驗和所受影響來思考。 他出生成長在民情樸素且具自然美的台灣農村, 對台灣當然有一份濃厚的情感和愛心。 年輕時剛好是日本統治時期, 因為日本在洗腦教育上的成功, 像當時多數年輕人一樣, 多多少少培養出所謂的大和魂 對他來說, 京都帝大的教育灌輸了他更多的大和魂 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大和魂 它是否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 的確有大作文章的空間, 我們不必在此討論, 當時台灣的年輕人對這個名詞的瞭解是具有武士道,強烈的愛國心, 正義感, 和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精神, 但既使如此, 他必然也深切痛恨外來日本政權對本地人不平等的待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日本戰敗台灣改由國民政府統治, 可惜的是蔣家只把台灣利用為反攻大陸的踏腳石, 對台灣人欺凌壓榨, 以百分之十幾的人口高壓統治百分之八十幾的人口, 這是世界上只在殖民地才有的現象, 李登輝難道不能稱蔣家政權為外來政權嗎? 但一方面他也避免不了受到中國文化的薰染, 其實就是日本和韓國人對中國文化也有一份缺乏理性的偏好, 多數台灣人根生大陸更難對大陸人民和文化沒有一份深植的情感。 他的專業接觸和康乃爾大學的研究生涯使他瞭解到西方人務實的態度和民主政治的可貴, 其實民主政治並非就是十全十美的制度, 但人類經過幾千年的嘗試、 成敗和修正, 至少到現在似乎還沒有比它更能被人民所接受的政治制度, 在留美期間李先生必然深切體驗到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公平性和政局的穩定性。

 

李總統雖然貴為總統, 也曾經是國民黨主席, 但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 有情感、 有優點也有缺點的凡人,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李總統的台灣心、 大和魂 和中國結, 我們就不難瞭解他所提倡的本土化政策, 他的有點獨斷、 無懼率直的個性, 和他對外來政權的厭惡與被統一的恐懼, 但卻又不願意和大陸一刀兩斷的中國情結, 他排除萬難與國民黨舊勢力鬥爭時的膽量, 和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勇氣。 但這些工作也給他帶來了不曾間斷的批評, 統派和不少欠缺思考的本省人, 認為本土化就是製造族群對立, 請問真正製造族群對立的是誰, 百分之十幾的族群仍然控制著台灣的兩大政黨, 仍然佔有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的政府高官位置, 一到選舉外省票幾乎清一色的投到外省籍候選人, 而本省票則是近乎平分, 是誰在利用和挑起族群對立? 外省人對他們從來沒有生活過的虛構家鄉尚且不能忘懷, 李登輝就不能對台灣有一份特別的情感? 李直率的說台灣人在歷史上一直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 這種講法有什麼地方違背事實, 難道蔣家能算是台灣本土的政權? 他雖然厭惡被外來政權所統治, 卻又處處以台灣幾千年來在中國第一次成功的推動民主政治, 成功的和平移轉政權為他一生的最傲, 這不是深植的中國情結又是什麼? 反李者對他推動民主卻導致黑金橫行有嚴厲的批評, 幾年前筆者和一位計程車司機閒談, 他大罵李登輝縱容黑金, 我問他李登輝民主改革是怎樣才成功的, 他身為一個毫無政治資產的本省人, 被老國民黨黨軍勢力團團包圍, 他所能依靠的也只是多數人民的支持和選票, 但票源早已經在老國民黨縱容下用綁樁的方法來鞏固, 他一上台又能如何? 又有何能力來改變?  況且他主政其間沒有一天不在反李派的尖酸刻薄的攻擊下, 他又有什麼力量不繼續依靠已有樁腳, 就是他當時想剷除黑金, 他有餘力作這件事嗎? 可惜最近幾年當他權力已經逐漸鞏固時, 權力的腐化多少影響了他的判斷力, 他開始看不出剷除黑金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 他也犯了繼續縱容他們的過錯。

 

不管功過孰大孰小 李登輝時代已將過去, 他有無影響力再為別人站台, 已經是個無法確定的問號, 連戰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馬市長的當選與其說是李的站台, 不如說是選舉時新黨「棄王保馬」省籍情結的成功運用, 但李總統的貢獻不能因為他不是一個無缺的國民黨主席, 也不是一個完人而被打折扣, 他不管對台灣或中國人民都已經做出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而我們在此政權和平轉移之時, 也期許阿扁總統能夠創造新的格局, 對人民和國家做出一樣或更重大的貢獻。(自由時報自由廣場,1999年末)